为什么要清晰写作？
* 本文系《人类学写作工具箱》导论
文丨克里斯汀·戈德西
每学期期末，我都会调查学生对我的教学大纲中书目的看法。一位学生评论我所布置的阅读任务道：阅读（此书）就像硬着头皮读脸书（Facebook）的使用条款和规则一般枯燥。这本书与课程主题相适，同时包含了该领域变革性的理论洞见。作为学术研究，这本书也很出色，获得了许多专业学会授予的重大奖项。但作为作品，这本书却失败了。我的学生们认为此书文本晦涩难懂、论证循环、行话连篇、无故啰唆。我同意。于是我准备了一场关于该书核心论点的讲座，让我的学生免于因不必具备的学识而引起的头疼。
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蔑视那些用语言来故弄玄虚而不明确阐释内容的晦涩书籍。我认为从自己多年教学经历的角度来讲，强迫学生读坏书是残忍的，无论这些书多么精巧或重要。在看到学生们费力地从晦涩难懂的文本中提炼中心论点后，我从教学大纲里剔除了许多时髦的民族志每年，我都会从各个大学出版社的书目中寻找写得好的民族志；令我惊讶的是，无法用来授课的书被源源不断地出版。
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定性的方法来关注日常生活经验，而且民族志作者确实是写文化。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不同，民族志沉浸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民族志研究颂扬塑造地方社区社会政治的世界观的多样性，用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话来讲，这为人类的差异性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世界。近年来，民族志方法从其发源处文化人类学传播到了社会学、市场营销、媒体研究、法学、地理学、犯罪学、教育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在学术界外，商业贸易现在也资助针对目标市场的民族志研究，甚至美国军方也采用了关于战略人口的民族志情报（具有很大争议）。然而，尽管民族志方法越来越受欢迎，民族志书写却仍受到广为流传的学术信念的影响，即优秀的学术研究必须很难读。
过去，民族志文本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异文化的窗户。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或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样的书震撼了大众读者或启发他们去思考自身文化实践的独特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将小说艺术同纪实与虚构结合的技巧进行了对比，后者是一种以文雅易懂的文本呈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写作形式。今天，许多民族志书籍枯燥乏味过于专业，里面充斥着新词和冗长的理论絮叨，这些都模糊了有价值的见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普通人亲密经历（intimate experiences）的学者却不能为他们写作。试图理解人类行为在特定社会或文化约束下运作的男性和女性的思想、理想、动机和世界观的学术研究对其研究对象来说仍是不可理解的。公平地讲，学术民族志往往具有认证的功能，一些枯燥乏味的文章必须归咎于传统学科内僵化的文本模式。但是，即使是伟大的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把备受尊敬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晦涩的文章翻译成通俗英语时，也对自己学科中大理论的伪装提出了质疑。
虽然一些民族志书籍找到了商业出版社出版，但大多数都是在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小心帮助下才得以面世。美国历史最悠久且持续运营的学术出版社是由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1878年建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其理念是将学术知识传播到大学课堂之外。在接下来的80年里，研究型大学创建了许多出版社以支持民主教育。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并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之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呈指数级增长。为了赢得冷战，美国政府认为需要支持学术知识的生产。在1957年至1970年之间，美国的大学和图书馆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补贴，用以购买学术图书和补贴大学出版社出版那些不适合商业出版的书籍。当基础研究没有明显的商业价值时，竞争性市场并不会去推动它。此时，大学出版社支持了美国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所出版的作品更加注重学术严谨而不是写作质量对于生活在思想世界的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当然，当时白人男性主宰了学术界，因而在此次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中受益的也主要是白人男性作家。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优先权发生了转变。美国政府派遣了更多的年轻人去越南参加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大学校园也变成了反华盛顿的异见人士的中心。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被学校录取，在学院变得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用以支持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宣传的资金却进一步减少。这种趋势至今有增无减。大学出版社必须依赖于出版更多能吸引超出一小撮学术同行的读者的书。那种仅有好学术就能保证专著出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编辑们还必须判断一个待定的书名是否能卖出足够多的册数以证明相关投资是合理的。原创性和分析能力仍然是同等重要的，但写出清晰和吸引人的文本的能力也被包含进去，特别是对初次写作的作者来说。大学出版社希望他们的书能被利润丰厚的大学教科书市场采用，这意味着他们要生产学生可以阅读的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民族志作者学会写作，并且要写得好。
一些大学出版社出版普及类读物，商业出版社则寻找有才华的学者，让他们的研究被更广泛的受教育人群所接受。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等受欢迎的记者通过为大众读者解读社会科学研究而致富。《决断2秒间》《引爆点》和《天空的另一半》等书的成功表明，大众读者重视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学者的洞见。比这些书的销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公众舆论的潜在影响，如《怪诞经济学》《独自打保龄》和《孤独的人群》等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一本关于经济不平等历史的878页的书《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证明一本写得好的学术著作是可以动摇大众对于重要社会现象的看法的。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有助于理解世界，而并不仅仅是为某个研究员赢得终身教职或晋升。引用民族志学家约翰·范·马南（John Van Maanen）的话：
任何研究行业民族志或其他领域的普遍事实是，我们在交流中交易，而交流意味着我们打算改变读者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是修辞性的。我们试图让别人相信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对一些东西有了不同寻常的理解，或者，弱化一点，仅仅是很好地呈现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既明确又含蓄地旨在说服别人，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此他们也应该注意我们正在说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很少有民族志作者清晰地写作呢？此问题使我困惑。缺乏训练只是部分原因。在研究生阶段，教授们专注于教授民族志方法论：选一个田野点，理清人类主体的评述，确认主要受访人，民族志采访，等等。如果民族志写作学徒必须学一门新语言，那么他们将花费数百小时来掌握一门外语的语法和句法。如果要讨论写作，老师们也会把重点放在田野笔记上。大量的图书就学生如何有道德地与人类主体打交道、对这些主体做出准确的观察并将这些观察加工成民族志材料等方面提出建议。
当研究人员从田野里返回时，他们通常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撰写论文。劳累过度的教授和导师们更关心的是内容而非媒介，而答辩委员会成员们会在一篇基于充分研究的论文上签字；无论作者的单句或段落写得有多糟糕，这篇论文都会被适当地置于现有的学术文献中。大多数大学教授都不认为教英语写作是他们的工作，而且在不关心文本质量的前提下，完成毕业论文所需要花的时间就已经太过漫长。无论如何，一篇论文的受众是有限的：四五个答辩委员，学生的母亲，或许还有母亲的配偶。完成任务比雅致更重要。最好的毕业论文是一篇完成了的论文。
当这篇论文要以一本书的形式面世时，问题就出现了。年轻的民族志作者面临着在这个专业领域中立足的时间压力，要么是任职期内时间紧迫，要么是终身教职的竞争激烈。在一大堆新的责任、收入无保障和普遍的动荡中，毕业论文必须变成某种可以发表的东西。老导师们忙于培养新一届的研究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给那些试图在自己的学科内取得发言权的初级学者，新同行们在他们自己的职业要求下步履蹒跚。
但糟糕的文本并非初级民族志作者的专利。许多资深学者也陷入了生产差强人意的文本的窠臼。在该领域的资历为发表论文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成熟的研究人员时间更分散，这意味着他们投入注重写作技巧的精力将更加有限。如果资深的同行写不好文章，或者不太关心学生的写作质量，那么谁来培养年轻一代的民族志作者呢？这种循环不断发生着。
最重要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好的学问需要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谓的10美元单词。学者们写道：祖先的意外去世加剧了个人对沮丧的主观体验。他们的意思是人们突然失去父母时会感到悲伤。他们认为第一个句子更好地展示了作者的才智。这种风格散发着学识，但它浮夸且过于复杂。可以确定的是，特定学科的术语在同行间交流时有时可以提供有用的简略表达。医生在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交谈时，会用医学术语来识别我们的疾病，但好的医生会用非专业术语向病人解释疾病。内婚、双系、交表一夫多妻制（endogamous，bilateral，crosscousin polygyny）用尽可能短的语言描述了一种复杂的婚姻模式，并且证明了在与研究旧式的亲属关系的其他人类学家交流时，这种表述是极为有用的。不幸的是，学者们经常使用技术性语言来使一个简单的概念听起来更复杂。这不仅无助于丰富思想界，而且还加剧了学术研究的狭隘性和排外性。
大多数民族志作者都不清楚什么是好的写作。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在他的经典著作《写作法宝》中这样说道：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写作有多糟糕。社会科学家花费数年的时间掌握他们自己的学科分支领域，却很少花时间打磨他们用来交流所有实践和理论见解的语言。一旦完成田野调查并分析完田野笔记，学生和学者们在如何撰写作为研究最终成果的文章、论文、报告、毕业论文或专著上就需要切实可行的指导。
那么，为什么要清晰写作呢？我可以列出五个理由：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出版。学术出版社会考虑学术图书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它们之后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课堂上被应用的潜力。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被阅读。写得好的书会吸引读者。如果你的近期目标是终身职位和晋升，你可能不会在意是否有人读过你的书。但如果不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你的想法，那为什么要有精神生活呢？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增强了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行为的理解，优秀的民族志会产生能够激发同情和谅解的见解。为什么要用糟糕的写作来掩盖这些见解呢？
- 你作品的可信度会提高。年轻的学者认为博学多才是被学术同行接受的先决条件。但是，即使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来，原创性思维也会熠熠生辉。聪明的人能看穿晦涩的烟幕，揭露隐藏在术语背后的薄弱思想。清晰写作要求智力上的勇气与信心相当于学术上的少说大话，给出行动。
- 你的作品是你欠你的研究对象的。民族志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详尽细节，民族志作者必须努力使他们的见解（尽可能地）被他们的研究对象所理解。
接下来，在不保证你的学术质量或严谨度的情况下，我将就如何写作一本可读性强的民族志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这些建议来自我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和作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亲身经历；我已经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四本民族志作品，以及许多期刊文章、书内章节、基金申报书和研究报告等。这些作品获得了学界同人和同行的认可：多项基金和奖学金、四个一等图书奖、一项最佳文章奖以及一个民族志小说最佳作品奖。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专家，而是我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练习将书写从笔记转换到叙述的人。
我还从多年的教学中汲取了一些想法，并从我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同事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都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但我们需要用书面文字来沟通思想。本书每一章都包含了具体的建议。由于这本书的重点是写作，所以我把关于民族志研究中有关流派、方法、伦理和争论的理论与实践讨论放在了其他书里，我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其中的部分书名。我也没有回顾民族志图书和文章的构成要素，因为这因学科而异，并且在各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手册中有详细的讨论。
本书探讨了民族志的写作技巧，当我还是一名试图弄明白如何写毕业论文的研究生和挣扎于将毕业论文修改成一本书的青年学者时，就很期望拥有这样一本书。但我认为所有的民族志作者可能都能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无论他们的学科是什么或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我也希望鼓励民族志作者重新参与到公众中去，使民族志知识再次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论题联系起来。民族志作者有许多话想说，要是他们能讲清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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