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
一、学术渊源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在中学国文课本中就曾读过好几篇他的文字，例如《学问之趣味》《敬业与乐业》《最苦与最乐》等。从中学历史课本中我还知道了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但那时对他只有很简单的印象，知道他的文字很感人，是和康有为、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人齐名的一位学者。我买的第一本梁启超的著作是1973年文化图书公司（台北）印行的《梁启超全集》（其实是一本选集），还在上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痕迹。后来又买了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1983年版）与《饮冰室专集》（1978年版）。
一直到赴美读书，进入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班，从1992年开始，我才在墨子刻教授的指导以及张灏、张朋园等先生的协助下，比较系统地阅读梁启超的作品，并写成我的第一本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的指导教授墨子刻先生对我研究梁启超深有启发。有关墨子刻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可以参考我所写的《墨子刻先生学述》一文，以及我为他所编辑的中文论文集《政治批评、哲学与文化》。
1992年在墨子刻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梁启超。
我研究的重点是梁启超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文本《新民说》。1992年，我趁着修课的机会完成一篇大约50多页的文章。墨先生看了不太满意，要我更系统地分析二手研究的成果，以及梁氏思想的内涵与转变，再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谭嗣同（18651898）的转化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做一对比。于是我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与墨先生往复讨论，再修改、扩充、增补，在1993年初写出十多万字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的初稿。
书稿写完之后，我寄给两位我很尊敬的梁启超专家指正，一位是张灏先生，一位是张朋园先生。后来两位张先生都给我回了信。
张灏先生大体赞同我的观点，但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梁任公思想中民族主义的一面。他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中国情怀，反对帝国主义，关心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那一代更是如此。后来我看他的作品与访谈才更为了解此一情怀。1959年张灏先生到美国之后，阅读了中国30年代的作品，发现了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在1960年代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曾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左倾，终于在海外找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不知不觉地进入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一旦发现了qun体的大我，个人小我也无所谓了。从这个角度他回观历史，而看到转型时期是民族主义通过新的制度媒介在中国广为散播的一个时代。张灏先生的梁启超研究与此一心境有密切的关系。他断言：早期的改革者因而开启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变得更明朗，就是他们把民主融化在民族主义中，而看民主不过是民族主义中的一项要素。张灏先生此一想法深受史华慈有关严复研究的影响，至1980年代他开始思索幽暗意识的问题后，才逐渐有所转变。
张朋园先生也在1993年两度回信给我，他比较肯定我的著作，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研究立宪派，而且他和李泽厚一样认为我们应对以革命典范为中心的论点加以反省。他说：
你的大文《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我拜读了一遍。正好出版委员会要我审阅，我就先睹为快了。我非常细心地读你的大著，告诉老兄，我完全被你说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回想我三十年前讨论梁的思想，那时受的训练不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没有今天那么周密，加上当时的研究环境十分简陋，我自己的见解，想起来就汗颜，你不批评我，反而使我不好意思……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3月3日）
他又告诉我：
你谈近年来对梁启超的研究，我读了有进一步的体会，我很高兴你也对梁有兴趣……我们对梁启超的了解尚不够全面，他写的东西太多了……要是有大量的人力也投入研究梁，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来。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4月4日）
在两位张先生的支持下，拙作在1994年2月问世。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立即开始有关严复的研究计划。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从事这一项研究，2001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2008年我的英文书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写了《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再后来将我的严复研究整合成《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严复研究的主旨即在呼应上述梁启超研究一书中所强调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会通中西的理想时，儒家传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思想史研究上，我最感谢的是墨子刻先生，正是他对我研究梁启超、严复思想的指点与鼓励，使我从一个初学者，渐渐登堂入室，了解其中的精髓。他不但为我的两本中文书、一本英文书撰写序言，大力推荐，而且有一次他还跟我说：你的梁启超的书写得比张灏好，你的严复的书写得比史华慈要好。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这可能是恩师对我的溢美之词，鼓励我将来能青出于蓝。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他过去二三十年来对我的帮助。简单地说，我有关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继承了墨先生在《摆脱困境》一书中的理念，并尝试提出与史华慈、张灏等两位近代思想史名家不同的一个解释。
二、追寻启蒙者的身影
我在写完梁启超的专书后，又开始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学界做梁启超研究的同好切磋、交流，访问梁启超生前在各地留下的踪迹。这些经验也逐步拓展了我对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1993年11月底，在张朋园先生的介绍下，我首次返乡，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参加戊戌后康梁维新派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不但有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达到以文会友的目的，而且走访了南海、新会的康梁故居。我对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始了我与大陆学界的交往，并赴各地探访与梁启超相关的史迹，而对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认识。
位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是他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在1989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建筑建于清光绪年间，是用青砖、黑瓦建造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组成，是富有当地特色的民居建筑。梁启超的祖父与父亲都有志于仕途，但祖父仅考上秀才，父亲连秀才都没有考上，因而对梁启超寄予厚望。他在此地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1889），获得了神童的称号。隔年他认识了康有为，这时康尚未中举，然而见识远远超过了梁启超。任公说康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三十自述》），使自己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清代学术概论》），在万木草堂与学海堂接受各种思潮的洗礼，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汤乎，不知所终极……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这一次我亦走访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康有为故居与他曾潜心修学的西樵山。南海与新会的访问之行让我对康梁师徒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1896年梁启超主笔上海《时务报》，1897年11月到次年3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熊希龄之聘赴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康有为还劝谭嗣同弃官返湘与任公合作，在湖南开展维新活动，大倡民权。这一时期是梁启超的思想最为激进的阶段。他借由康有为的三世之义大同之说来求变，又通过传教士的译书来学习西学。时务学堂的学生须先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明白其中微言大义，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以了解变法的重要性。任公在此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后来时务学堂师生联合发起自立军及护国军等救国运动，影响深远。2004年我与张朋园先生应耿云志先生的邀请赴湘西吉首大学参加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研讨会，本书的第二章《铸造国魂：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就整理自在这个会上发表的演讲。会后，我与张先生坐火车赴长沙访问，周秋光教授带我们参观了岳麓书院，还去看了1922年梁启超重游长沙时所书时务学堂故址的纪念碑。时务学堂是今日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在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教育史的开端。
25岁时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4年，在此期间，他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通过日文书刊打开一个新的学术视野，使他对中学与西学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对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深入挖掘，要归功于京都地区的日本学者。在1993年广州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狭间直树、斋藤希史、竹内弘行等日本学者。后来因为张朋园先生的关系，我了解到日本关西学派的学者在狭间先生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梁启超研究会。这些学者于19931997年间研究梁启超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过程和内涵，并于1999年之后，先后以日文、中文和英文出版其研究成果，肯定梁启超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推动者。
狭间直树等人在筹组这个集体研究时，因缘际会，能够一方面研究梁启超，另一方面翻译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工作从1993年开始，主要的参与者有10人：岛田虔次、狭间直树、井波陵一、森时彦、江田宪治、石川祯浩、冈本隆司、高嶋航、村上卫、早川敦等京都大学教职人员。此外，也有关西地区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学者参与。
2003年底，我赴京都搜集资料，曾在石川祯浩先生的邀约之下，有幸参加了梁启超研究会《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小组的第三百多次例行聚会。日译本在2004年由东京的岩波书店出版，共5卷。此一翻译本因为增加了许多注释，又精确解读了许多人物背景与典故，学术价值甚高。这种对学问的执着很能反映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的特点。
我也在赴京都大学访问时多次参观了梁启超研究会所收集的梁启超曾阅读过的日文书籍。他们不但编辑了一个详细的书目，也尽可能地收集纸本图书。在京大有一个书柜，陈列的就是他们所收集到的梁启超著作中提到的各种日文书籍，其中有许多文本都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后来狭间先生也慷慨寄赠好几种重要史料与我，本书第三章《宋明理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阳明学》的写就即参考了狭间先生所寄赠的《松阴文钞》《节本明儒学案》。
199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狭间直树教授来台北访问。其间，他发表了题为《梁启超研究与日本》的演讲（后刊载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对梁启超与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善邻译书馆进行钩稽，指出此一译书馆的出版品是梁启超西学知识的重要来源。狭间先生强调我们必须掌握中、日、西三方面知层板块之间的嵌合关系，才容易厘清梁任公有关中国现代化之构想的底蕴。
狭间教授也邀请我与张朋园先生参加了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傅佛果教授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本书第五章《西方哲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与康德》的雏形，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文章。
总之，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十余年间，我与日本学者的接触拓展了我对梁启超在18981912年间流亡日本时期思想的认识。和日本学者较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日文书刊无疑丰富了梁启超的知识来源，但他并非单纯地吸收新知，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这些来自日本的西学。此一论点在本书中亦有详细的论析。
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使我想要追踪梁启超在日本的史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汤志均的《日本康、梁遗迹访问》（《文物》1985年第10期）与夏晓虹的《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关梁启超的部分。夏晓虹的寻踪几乎涵括了梁启超在日本活动的主要地点。我只去过东京近郊的横滨。
1906年，有一位华侨富商麦少彭先生（广东南海人）将他在神户郊外一个叫须磨的地方的一栋别墅怡和山庄借给梁启超及其家人，梁氏从东京搬到神户。梁思成说，这栋别墅有一个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住在此地可以同时听到波涛声与松林中的风声，梁启超于是将之命名为双涛园。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离开神户返回中国，于1914年定居天津，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马可波罗路旁购买空地建宅，自己设计了一栋砖木结构的意式二层小楼。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则建于1924年，位于故居楼的西侧。2001年天津市政府斥资重修，并在此地建立了梁启超纪念馆。2003年10月1216日，我受邀参加了由天津梁启超研究会召开的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天津开会，也借此机会参观了梁氏故居，对这两座外观漂亮、气势雄伟的欧式小洋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1993年我赴广州开会，认识世界各地梁启超研究的同好，又进而认识梁氏后人，并走访启蒙者留在各地的遗迹，这也算是用行动印证了董其昌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吧。
三、重新挖掘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我写过有关梁启超的一本专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与多篇论文。2013年5月我曾在台北做过一场公开演讲，题目是文字奇功：岭南才子梁启超，那一次演讲的海报一直贴在我办公室的门口。这个演讲主要介绍我对梁的整体认识以及他身后的各种评价。在这之后我很想写一本有关梁的书，但是却一直延宕下来。其实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大致有两个类型。一类是介绍梁的生平事迹，如李喜所、元青两位先生的《梁启超新传》，以及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另一类是从梁启超的师友关系来展现他的交游网络、社会关系及一生的变迁，例如解玺璋的《梁启超传》。这二者各有优点，前者以时间轴为中心，叙述任公的一生发展，对其一生的变化有较为清楚的呈现；后者则打破时间的序列，以任公与几个重要人物的交往，来编织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两类书都对读者了解梁启超有所帮助，但是也都有一定缺失，读完之后我们除了认识梁启超流质多变、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不易产生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缘于上述的传记在任公学术思想方面剖析得都不够深入，而学术思想才是他一生的灵魂。
在现有的梁启超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之中，有两个人的著作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第一是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一书中有一章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第二是我的老师张朋园先生所写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不过萧公权与张朋园两位先生都没有深入探讨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这是我想要撰写此书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是我研究梁启超的因缘，以及对他一生概括的认识。现在梁启超的作品好像已经不那么吸引年轻朋友的注目，而我觉得他的作品有如一个矿藏，值得人们深挖。的确，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缺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批评的封建遗毒），然而也有其精致、优美而感人的地方。梁启超正是中国文化精华的一个化身，他的作品是从传统中绽放出来的现代花朵。
本书的主书名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任公挽联中的一句话，全联是中国新民，平生宏许；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我觉得其中的文字奇功四个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出了梁任公一生的成就。简单地说，他意识到自己身处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因而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成功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本书的主旨在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了解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梁启超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索中国的独特性，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而最后归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魂的现实关怀。直至今天，这无疑仍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有待吾人继续努力。梁启超的思想深邃复杂，本书只能呈现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热切地希望读者能通过拙书而了解梁启超，并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今年是梁任公诞辰150周年，谨以此书向这位启蒙先驱致以最深的敬意。
黄克武
2023年5月20日于南港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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