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与国王 : 一部环境史（探照灯好书榜“2023年度十大历史译作”；刀锋好书·2023冬季榜单；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文_(美)托马斯·R.特劳特曼著；天喜文化出品_9787545576726

大象庞大而庄严，从王权诞生之日起就是国王无法抗拒的尊贵象征。各个早期文明已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象的主要用途是王室祭品和狩猎对象。然而，托马斯·特劳特曼在南亚次大陆发现了特殊的用象制度，这一制度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那就是战象。
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托马斯·特劳特曼追溯了战象的缘起、传播路径和文化遗存，描绘了一幅跨越了3000年的文化图景。
为了维持这个独特的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
19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并统治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暴增，猎象成为一项运动。战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大象的分布范围随之缩小，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一切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托马斯·特劳特曼是著名的印度学家和世界历史学家。他在坚实的印度学基础上开辟了世界环境历史的新视野。李天祥把这本重要学术著作用通俗优雅的译文介绍给中文读者，使得读者思考象这个雄伟的动物和人类社会特别是统治者交往的过程。战象和战马在世界的政治军事史上不可或缺。而象在被役使的同时，由于人类的开发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被迫节节让出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本书的出版会使中文读者对南亚以及世界的历史进程感到耳目一新。
刘欣如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大象与国王》一书以宏观视角探讨大象在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以及部分欧洲地区被利用的历史，将涉及大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有机地融合起来，剖析了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多重关系，体现了环境史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值得重视。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大象的退却》译者

★一段跨越3000年、横跨亚非欧的战象制度文明
战象制度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的北印度，终结于英国人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18世纪。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印度与战象搏斗，汉尼拔也曾驱赶战象跨越阿尔卑斯山。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文化史力作，运用丰富的文献史料与文物遗存
尽管已经消亡，但战象形象仍以史诗、国际象棋、节日庆典等难以察觉的方式，活跃在我们身边。作者托马斯·特劳特曼，依据丰富的文献史料与文物遗存，结合其专精的汉语、梵语等古代文献，分析战象的文化史意义。本书内附大量文物图片与示意地图，无论对历史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极具参考价值与阅读趣味。

★中国独特的大象文化记忆
中国从战国时期就在战场上遭遇战象，到了明朝也依然有来自越南进贡的战象，但中国从未形成战象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大象有着怎样的位置？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象是什么形态？舜帝、周公、孙武和大象有着怎样的故事？诸多问题等待着发现与解答。

★文明之问：动物如何与人类共存
时至今日，人象矛盾仍然不时出现在新闻中。本书作者指出，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序　言
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1971）的著作《德里苏丹国的战马与大象：军用物资研究》（War-Horse and Eelephant in the Dehli Sultanate：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是我的最爱，也是学生们的最爱。他们从我这里借阅副本后都忘了归还。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毕竟，这部著作有令人手不释卷的力量。
这部不朽的著作展示了德里苏丹国在恒河谷和印度河谷之间占据的战略位置，以及其历代国王对马匹东进和大象西出所拥有的控制能力这正是北印度其他王国的劣势。这部书使我了解到印度诸国王在军事供给制度上的长远构建。根据迪格比书中所述，此一制度可向前追溯至两千年前，延续至大约公元1000年，此时制度已发展得更为完善。在迪格比完成他众多著作中的这部《德里苏丹国的战马与大象：军用物资研究》后，我才意识到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相关记述的重要性：孔雀王朝的皇帝垄断着马匹、大象和军队。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都未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点与吠陀时代截然不同可以很确定，在吠陀时期，马匹、大象和军队属于武士阶层私人所有。这种对比表明，孔雀王朝军队的力量和制度创新超过当时印度的其他邦国，正因如此，它成功地创建了第一个印度帝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斯特拉博（Strabo）的记述。斯特拉博说，那些记述印度的希腊作家都是骗子，因为他们所记述的内容互相矛盾。麦加斯梯尼对孔雀王朝的记述就与尼阿库斯（Nearchus）的说法相左。在尼阿库斯有关印度的记述中，大象和马匹为私人所有，并且人们会从事一些与役畜或动物驮运相关的工作。斯特拉博没有认识到，麦加斯梯尼所描述的是以恒河谷为中心的孔雀王朝东部区域，在该区域实行着与别处相异的政策，即国家垄断战争资源；而尼阿库斯记述的，则是一种存在于吠陀时代晚期的实行私人所有制的政权，这种古老的制度产生于印度西北地区，即印度河谷一带。我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有关印度的不同记述之间的矛盾就会消失。我的这一观点已经发表在《大象和孔雀王朝》（Elephants and the Mauryas，1982）一文中。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并不是结束，关于大象和马还有很多可论述的内容特别是大象和印度王权之间的关系。我一直收集着自己偶然发现的资料，如有关象学的梵语文稿、英属印度时期关于大象管理和保护的文献、阿尔曼迪（Armandi）的早期著作《大象的战争史》（Histoire militaire des éléphant，1974），以及斯卡拉德（Scullard）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在这篇文章中，斯卡拉德做出了重要且严谨的记述。我曾有幸参加已故的著名大象生物学家杰斯克尔·绍沙尼（Jeheskel Shoshani）举办的一日研讨会，当时他还在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教。我加入了美国哺乳动物协会的大象权益组织，方便获得杰斯克尔·绍沙尼编辑的刊物。我一直想撰写一部关于大象与王权以及大象作为军用物资问题的作品。该书构思良久，并带有一种深刻的、始终吸引着我的历史观。
多年来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如今这本关于大象的书终于被提上日程，成为首要的工作。就在那一刻，我无意中发现了文焕然（Wen Huanran）的著作。该书论述了中国野生大象和其他动物的分布，以及从古至今中国文献中这些动物消退和灭绝各阶段的记录。而我了解到文焕然的这部著作，则得益于另一位作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2004）。这是一部优秀的中国环境史著作。该书认为，大象生存范围之所以缩小，是因为中国王权势力和农业范围在不断扩大。这两部著作向我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我所论述的主题只是军需问题的一方面，但是却具有环境史的深刻背景。根据伊懋可和文焕然的观点，我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方向：印度王权与森林及其中居民的关系，尤其是与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和大象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在土地使用和动物驯化方面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能够说明印度王权与森林之间的独特关系。
书的著成受益于以下的文献。拉曼·苏库马尔（Raman Sukumar）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本书的完成。拉曼·苏库马尔一生致力于研究亚洲象的生理、环境和行为，他也因此成为该领域的首席专家。其处女作《亚洲象：生态与管理》（The Asian Elephant：Ecology and Management，1989）是他以南印度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撰写的专题著作。这部著作极大拓展了人们对野生大象的认识。同时，殖民时代的相关著作也提供了相关知识。另外，苏库马尔的最新著作《亚洲大象的历史》（The Story of Asias Elephants，2011），将人类历史中有关亚洲象的内容进行了大量概述。《亚洲象：生态与管理》是我撰写野生大象生理和行为的标杆与参考。而《亚洲大象的历史》对相关问题已经作了全面探讨，使得我能够进行更为专门的研究，可以聚焦问题的核心，而无须处理次要的枝节。
本书的问世还得益于很多朋友的帮助。
罗宾斯·比尔林（Robbins Burling）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他跟我一样都相信：在出版前直言不讳的批评能够体现真挚的友谊。
因为本书的主题与我擅长的领域相去甚远，所以我很乐于从我所了解并钦佩的学者那里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学者包括：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雅内特·里卡兹（Janet Richards）和萨利马·依克拉姆（Salima Ikram）有关古埃及的研究；彼得·米哈沃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y）有关亚述帝国和两河流域的研究；迈克尔·哈撒韦（Michael Hathaway，他向我介绍了伊懋可的书）和查尔斯·桑夫特（Charles Sanft）有关中国的研究；央·莫耶（Ian Moyer）和帕特·惠特利（Pat Wheatley）有关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代的研究；罗宾斯·比尔林、约翰·惠特莫尔（John Whitmore）、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和罗伯特·麦金利（Robert McKinley）有关东南亚的研究；拉曼·苏库马尔、苏伦德拉·瓦尔马（Surendra Varma）、凯瑟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和素密·古哈（Sumit Guha）有关环境和生态学的研究；苏伦德拉·瓦尔马有关圈养大象和象夫的研究；丹尼尔·费希尔（Daniel Fisher）有关大象历史的研究。我要感谢尤蓬德· 辛格（Upinder Singh）、瓦尔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迪维亚巴哈努辛·查夫达
（Divyabhanusinh Chavda）、维波德·帕塔萨拉蒂（Vibodh Parthasarathi）、伊克巴尔·汗（Iqbal Khan）、库什拉发（Kushlav）和塔拉（Tara）、肯尼斯·霍尔（Kenneth Hall）、吉恩·特劳特曼（Gene Trautmann）在印度和柬埔寨田野考察期间为我提供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他们所有人的深切感谢。还有我的好朋友西奥多·巴斯卡兰（Theodore Baskaran）和蒂拉卡（Thilaka），他们一直以来慷慨地帮助我，鼓励我。
本书的某些部分最初是根据演讲报告尝试写作而成。这些报告会议由以下大学和机构举办：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理工学院生态科学中心（the Centre for Ecological Sciences，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Bangalore）、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环境历史组（Environmental History Group，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德里大学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Delhi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奥塔戈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tago）、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人类-大象关系研讨会（the Symposium on Human-Elephant Relations，University of Canterbury，Christchurch NZ）、威斯康星大学南亚协会（the South Asi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非常感谢这些机构，感谢拉曼·苏库马尔、R.德苏扎（R. DSouza）、尤蓬德·辛格、法里纳·米尔（Farina Mir）、威尔·斯威特曼（Will Sweetman）、皮尔斯·洛克（Piers Locke）的盛情邀请，让我获得发言的机会。
我由衷感谢丽贝卡·格雷普芬（Rebecca Grapevine）。作为我的研究助理，她工作严谨，还教会我如何使用电子设备。我特别欣赏丽贝卡在制作使用大象进行野战和攻城战的战场分布地图（见图6.1）时建立数据库的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野战和持久的攻城战。妮科尔·朔尔茨（Nicole Scholtz）不吝时间，以专业的知识绘制出4幅地图的电子版本（见图1.5、1.6、1.7、6.1）。伊丽莎白·佩马尔（Elisabeth Paymal）绘制了所有地图的最终版本。
我的研究由梅隆基金会资助。作为梅隆基金会的名誉研究员，我获得了来自密歇根大学文学、科学和艺术学院的配套基金，对此我甚为感激。历史系教工和时任主席杰夫·埃利（Geoff Eley）对我助益尤甚。感谢他们所有人。
我遇到很多幸运之事，其中就包括《永远的黑色》（Permanent Black）一书的作者鲁昆·阿德瓦尼（Rukun Advani）。他以精湛的编辑能力、友好的待人接物方式给予我宝贵的帮助。该项目还得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布兰德（David Brend）的关照，我的幸运也因此翻了一番。
部分情况下我会对引用的古代资料进行转述，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原始资料可参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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