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清朗网络空间_李名亮著_9787548620396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元理性比较视阈下网络交往行为与合理引导研究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于2023年11月结项。
本书的研究目标，是为进入深度媒介化的中国网络社会及其中的交往实践，提供一种适应中国现实、虚拟场域特征的理性支持。通过这种理性，找寻可以适用的合理化路径和规范原则，进而将其细化为网民参与行动的规范标准。本研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概念，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提供网络交往和谐取向的知识准则和规范的合理性，而相应的网络交往和谐合理化则是有关网络交往普遍经验知识和规范的价值展开过程。

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生活于虚实相融
的网络社会，实践着深度媒介化交往。人们创设了新的社区
和交往场景，在其中建立和维护全新交往主体、形态和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交往因此具有了天然的普遍性和公共性
意义，这使网络交往具有合理性建构的可能性。目前网络
交往的现状是缺乏合理性，并由此引发了多方面的问题和困
境，并为社会和谐带来风险。
网络社会的虚拟实践、交往主体的虚无与去中心化、弱关
系连接、圈群封闭排他、后现代等特质，导致网络交往天然具
有理性不足。而理性的不足导致非理性的生存与交往方
式，造成网络社会个体的交往异化与单向度发展；如导致了
自我认同和价值取向的扭曲、网暴和隐私侵犯等行为失范和人
格失格、人情淡漠、友善式微、心态失衡与关系调适困难等问
题，也导致了如伦理困境、个体私权与社会公利的利益和价值
冲突、社会认同涣散等后果，最终可能危害社会和谐。
总之，网络交往的种种非合理性的存在，放大了现代性语境下生活世界的认同危机，并加剧了社会疏离、分裂和对抗，由此凸显了网络交往和谐合理化的紧迫和重要。建构网络交往的合理秩序，为和谐网络社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必要举措，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范网络空间与交往活动的秩序，体现网络交往的公共性价值？如何应对种种失序问题，保障和谐社会？如何为网络交往提供一种合理化范式？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哪些合理化的路径和规范原则可以适用？如何细化规范标准，并将其延伸至日常舆论引导实践中？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元理性比较视阈下网络交往行为与合理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BXW107）的最终成果。项目的研究目标，正是为进入深度媒介化的中国网络社会及其中的交往实践，提供一种适应中国现实、虚拟场域特征的理性支持。并源于这种理性，找寻可以适用的合理化路径和规范原则，进而将其细化为网民参与行动的规范标准。从理论基础而言，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出发点，基于中国传统儒学以仁为基础的交往伦理，并融合了西方工具理性、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及其他实质理性。从研究框架而言，社会学一般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合理性分析，本书遵循此分析路径，从网络交往的伦理、制度与人格三个维度展开。在每个维度上，结合网络交往的多元、网状连接属性，关系、认同等交往特质，分别从上述三种主要交往理性展开比较性分析和讨论。这种社会学合理性的多元视角和研究框架，明显有别于主流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框架。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交往规范倡导，长期以来占据半壁江山。但这种理论范式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已有共识。哈贝马斯在其 2022 年的新著《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与协商政治》中，肯定了新媒体的信息多元、传受双方传播权力的平衡等特性，认为这些特性可以带来平等互惠的交往关系，带来实现启蒙理想的更大机会。他甚至乐观地认为，正是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信息交流模式或者说数字新媒体的交往模式，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实施的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主张最终以新媒体交往的形式得到了实现。但他也不无忧虑地指出，新媒体可能对政治公共领域的破坏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衰落。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等性同时会带来专业性匮乏。新媒体对内容生产准入门槛的降低，对关注和流量的过度索取，带来各种粗制滥造、有污染且泛滥的信息，如各种谣言、网暴、反智主义内容和伪科学等，各类非主流信息如民粹、种族歧视、排斥移民等极右翼的声音获得了更广泛和缺乏约束的机会。二是新媒体依托于私企平台，平台有获取用户数据加以商业利用的强烈动机，这使用户在平台上展开的交往，从一开始就蒙上了资本利用和算法控制的阴影。虽然面对学界对其协商民主和公共领域的共识能否借助新媒体得以实现的大量质疑，哈贝马斯从多方面为由交往理性规范和实现的协商民主加以辩护，认为对话和协商伦理仍然是构成网络公共领域实现的充分保障条件。但学者们对公共领域的质疑在网络社会更为激烈。确实，以主体间性和理解为目标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面临现实困境，又交织着网络主体的虚无、去中心化和算法的困扰，更难以平衡网络空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被蒙上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另外，本书对网络交往的情感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首次从网络交往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视角，相对系统地讨论了网络交往的情感表达特征以及情感交往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及机制等问题。情感分析和网络交往伦理建构研究一起，构成了本书关注的重点。本书结合情感话语实证分析，将情感分析融入后续伦理、制度与人格的讨论中。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初步提出社会主义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的概念。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提供网络交往和谐取向的知识准则和规范的合理性，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相应的网络交往和谐合理化是有关网络交往普遍经验知识和规范的缺失和价值展开过程。本书也做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尝试。一是研究的融合性和系统性。首次将社会学交往合理性的概念、内涵内容、分析路径等理论资源，相对系统、完整地引入网络交往理性建构研究中。将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儒学的和谐交往理性三者的比较，贯穿于合理性的伦理、制度和人格三个维度的研究中。在本书中，将源自现实社会、源自中西方的合理性与网络现代性及场域特性有效结合。本书摆脱了单一的理性框架，结合了中西方多元合理性，从多元交往合理性理论中抽取了网络交往合理性研究的理论资源。本书跳出一般的网络行为与动机分析、非理性表现归因探讨、零碎的行为规范和秩序建构、伦理引导等研究路径，也跳出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冲突的批判路径，摆脱了源自西方的理解取向的对话协调伦理等合理化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书中系统性地以多元西方理性结合儒家的人伦与情感立场，考察、阐释与解决网络空间的理性混杂状态，并明确提出多元交往伦理普遍规范可相得益彰。二是情感社会学正在渗透到网络社会研究领域，这是近些年出现的研究前沿所在。情感正逐步被看作网络社会现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关键性元素，也被当作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联系的根本纽带。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儒学对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有不同的哲学思路。传统儒学道德情感的情理交融哲学提示我们，网络交往行动中情感与理性伴生且不可分割。本书超越了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在反思公共领域以及网络交往情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基础上，总结和分析中国网络交往情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三是基于融合路径，尝试性提出并界定社会主义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并初步阐释了其内涵和内容。这是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学的和谐交往理性，是一种适合中国社会现实、虚拟场域特征的理性；其内涵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立足于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全社会对和谐社会追求的现实。第二，根源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和谐合理性，是传统文化在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延展，但又具有新的和谐内涵。第三，生存于由人情、人性连接且处于媒介社会深度演化阶段的互联网生态和社交平台，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性。第四，是一种多元交往理性普遍规范融合与相得益彰的理性，体现为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因此是一种柔性和弹性的理性。第五，需要生活世界和谐的根本保障。对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进行初步界定和内涵阐释，是希望在回应儒学交往和谐合理化潜力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多元合理化的能力，找准立足中国社会制度、立足和谐社会的网络交往合理化的方向。当然，本书仍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取代融合的创新路径概念，社会主义网络交往和谐合理性的提出也并非完整的理论建构。因此需要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四是本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优于单一化的当代理性的网络交往理性建构，这是对传统伦理现代性和时代性转型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建构尝试。本书在当代理性适用性不足的背景下，于中国传统儒学中寻找支持，体现在：第一，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学的和谐交往理性，对网络和谐交往内涵的新的解读。第二，追求交往规范的柔性和弹性，体现为情、理、法的三位一体。第三，立足于情感交融观的文本情感分析，并据此探讨情感间的交融关系，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感与理性交融的一次实证。第四，中国传统儒学的仁爱友善观、礼制和君子人格等交往行动准则，可以分别作为网络交往伦理、制度和人格合理化的基础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抑制网络上情的泛滥，从而保障网络公共交往的有序化。同时，本书除了理性的建构外，也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细化的实践伦理规范和引导策略。希望本书能促进网民间的理性交往，并为政府的网络治理与引导提供理论、理念与话语策略支持，促进和谐网络社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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