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翼：张廷济书法新探（壹卷艺术史：事实与视角）_周成_9787220135064

本书是对书法家张廷济的专题研究。尽管以张廷济在书法史上被提及的篇幅而言，他只算一个小人物。但本书在通过对张廷济的相关著述和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梳理后发现，收藏家的身份才是他的立世之基，他从来没有想以学者的身份混淆视听，因为他要深耕的，是另一个领域收藏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张廷济的书法发挥着有如羽翼一样的辅助作用，是一位收藏家继取得职业成功之后，亦取得商业成功的的实物见证。

结语
和朱为弼、徐同柏不同，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从属于他个人书法的一大类别鉴藏书法。在这个类别中，金文书法与隶、楷、行书虽然书体各异，传达的意义实同大于异，即是作者对其所临写的古代书迹的物质实体铜器、碑帖等之鉴赏力的宣扬。但今人在试图理解时，却往往省便地令其屈就于朱、徐等学者的金文书法的解释途径。
张廷济涉足金文书法创作的前提之一，是他自己即从事青铜器收藏。张廷济所在的新篁里，是嘉兴县履仁乡下的一个镇。天高皇帝远，在中央权力难及之地，收藏俨然已成争取权力护持的筹码之一。居乡之士，唯恐落人后。但对大多数士绅来说，即使藏品在官府修纂地方志时荣获著录，也仅赋予了他们和府县一级官员建立联系的机会。张廷济则不同，浙江省乡试解元的出身，定为他当年谋得在京官赵秉冲府邸坐馆一职增重不少，借着此次机会，他即顺势叩开了一扇通往艰深新领域的大门。青铜器收藏，这张跨阶级的社交入场券，让他此次回到家乡不久后，就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编事，和浙江巡抚阮元建立了超越其他科试同年的关系。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夕、乡村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一员，这重关系直接关系到生存的质量。因而在这项收藏上，他倾以十二分热忱。后来，在乡试中屡不获售的外甥徐同柏，在弃去举业之后，选择了专攻文字款识之学。二三十年沉潜其中，也做出了踏实的学问。在他的学术支持下，藏品价值受到认可的关键环节是否有助于经史研究也被打通，张廷济的热忱，因由此扎下更深厚的根基。
除了关乎生存，收藏也是张廷济的生活来源之一。在这个面向上，门类则要大大拓宽，《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册之分，即可看作张廷济对自己的收藏所做的一次全面整理分类。除了直接转让藏品（如那方送给方啸春的遣小子敦），像张廷济这样也精于鉴别的藏家，亦有能力通过提供基于鉴赏力的产品和服务获致收入。这后一种情况，则已走出了自家的收藏。如在石门蔡氏和硖石蒋氏的私人刻帖中，他发挥的作用既包括帮助他们选帖，以及负责上石效果（通过与刻工张辛的合作而实现）。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中，鉴赏力都不能单独产生经济效益，但我们注意到，这种鉴赏力实际上却一直以一种外显的方式存在：如遣小子敦的木座刻铭，是张廷济的鉴赏题识；在刻帖中，则或是张廷济亲为书序跋，或是藏家自作序跋转引张廷济的鉴别意见。可谓方式小异，内容却无不同。体现在形式上，亦是如此。同样的一段鉴赏文字，可以是题跋，可以是刻铭，亦可以写进条幅、屏条成为书法作品。
鉴赏力是收藏家的核心能力，张廷济于古铜器的鉴赏力，又居此核心的核心。和任何历时才能掌握的技能一样，过人鉴赏力的获得过程，磨炼着人的意志。当年学界泰斗翁方纲在张廷济首次就铜器收藏进行请教时，即泼以冷水，他却未言放弃，而是在日后更投入倍于其他藏家的努力。最后，竟也赢得了翁方纲的认可。
他的藏品图录，以全形拓片取代线描图形，居风气之先。巨细靡遗记录交易过程的著录风格，亦足令不齿言利的文人大咋其舌。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魄力的收藏家，方能为之。可见，勇敢、自我认可，是其人格的其他面向。发之为书法，则成就了一种全新的类型鉴藏书法。在此类型下的金文书法和临米芾书法，都为他在书史赢得了席位。
以金文入于书法，须以铭文款识专学为依托，这一森严门禁，足令一众外人望而兴叹。而张廷济的金文书法，由于其重心在鉴藏而不在学术，因而能够跨越专业壁垒，顺理成章涉足其中。但他的金文书法，实凝结了两位专家收藏家和文字学者（徐同柏）才智的结晶。张廷济本人作为最早以金文入书的书家之一，也被写进了书史。但随之伴生的误会则一直延续至今，其书中学术性的内容，是滋生后世对其学者不实之称的温床。
大量存世的临米书迹，为他善学米书的书史声誉提供了实物佐证。不过与金文书法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临米书迹在数量上甚至更为可观，却从未为他赢得米芾专家的头衔。通过对其临米书的文本细读，我们发现他误临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米芾书迹。这说明，在米芾法帖一项的鉴别上，由于缺乏一位像徐同柏那样能够触及关键环节的帖学专家来帮他，虽然已尽了一个收藏家的分内之事，但这些手法在当时显然已经不够用了。不过也许对他来说，这并无伤大雅，只要他所依据的法帖是真的，就足够了。又通过与当时真正的米芾专家翁方纲的临米书迹对比，现出张廷济在米芾书法鉴别一事上，层次和目的与学者的分别。
张廷济金文书法和临米书法给他带来的书史声誉，就好像又添了一个关于历史留名机制精确性的传说：一个人的历史名声可以被捕风捉影，却不能无中生有。
然而无论金文书法、临米书，还是鉴藏类书法之下的其他书法（如临汉碑及临颜真卿书法），都不宜仅被视为为创作而创作的艺术品。首先，虽然与学者书家同样都写以钟鼎铭文为内容的书法，张廷济所写的铭文实际上类似于修辞中的提喻手法，用作为钟鼎器物一部分的铭文来代指整件藏品。这一点，我们结合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拓片立轴、器物刻铭等）就会看得更清楚。透过这些金文书法，张廷济显示了自己在钟鼎彝器鉴别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是收藏家立世的基石，另一方面拥有这种能力本身也是一定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次，在中年以后，由于在收藏上的专业声誉已经在外，张廷济发现，渐渐地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如从最早开始替人掌眼、买东西，直至最后发展出的一项可能利润空间颇大的业务承包刻帖。当然这些事情可能并非每每都出于他自己的策划，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顺势为之。但既然已经进入市场，便不能不配置一颗商业头脑。市场化的鉴赏力，也免不了服从商业游戏的规则。即今可见的张廷济的金文书法，比朱为弼、徐同柏二人加起来的总数还多，这本身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认为，张廷济的鉴藏书法在当时承担着类似现代奢侈品广告的功能，帮助推销清仪阁产品，且亦帮助打造一种品牌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此类作品在可能是有业务往来的友人那里，也受到欢迎。
因此，可以说张廷济的鉴藏书法，是一位收藏家继取得职业成功之后，亦取得商业成功的实物见证。而在后一成功中，它们又切实发挥着有如羽翼一样的辅助作用。
当然，除了鉴藏类书法，张廷济还有其他的书法。这些书法，或宣扬儒家教义，或寓托他的人生理想，或仅仅展现生活的情趣，亦有助呈现张廷济收藏之外的人生景观。和鉴藏类书法相比，它们似更根植于传统文化，无过多的功利性和计算，方是为我们熟悉的书法。但于本书研究问题的解决，却并非不可或缺者。张廷济鉴藏类书法揭示出那些让我们稍感陌生的非传统意义，也即本研究之新意所在。
本研究之新还在于，打破了一种从上到下的书法史阐释模式。这首先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虽然不能说毫无一席之地，张廷济也确非书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一点，仅通过追溯张廷济书作的来源，就能略有感知：大量都为私人收藏，且常出现同一幅作品，短时间内（不足十年）即数见于拍卖会的情况。易手之勤，也间接反映其书在收藏者心中之地位。即使为博物馆所收，这些博物馆也多为地方一级，如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其下的嘉兴、平湖等馆。有关这样的书史人物的历史背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从头来做，而非仅从某些人物那里移用。不论本文第二章对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内容的分析，以及第五章中追溯张廷济斋中的一件藏品虢叔旅钟的因缘故事所呈现，还是相关研究成果，皆能说明：学术思想乃至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呈现由上至下、一贯到底的理想传输形态。那么对于那些更接近传输末端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再套用那种模式，大概只能带来一厢情愿的解释。
亦大概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是书法史上的较小人物，因从一开始能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其作品，而非站在书法史的神坛下仰望，进而得以看到书法的更多面貌。相对于艺术的一面，这些面貌如此真实，以至于近俗。正因为透过它们，我们首先能看到书法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存在。然而不管是神坛上的书法家、小名家，还是更小的书法史人物，首先都是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一个并不具备人的要素的书法家。因此，这一点大概也可作为张廷济的个案对书法史研究一处更广泛意义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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