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贝是一位在非洲本土出生、成长并接受完整教育的黑人英语作家，他的主要小说和评论都从本土知识分子的内部视角反映了非洲当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因此他的文学写作、批评以及其他活动都具有典型的后殖民地特征。本书弃后殖民理论不用，而独辟蹊径，选择了理论相关性和阐释力更强的“小民族文学”理论，针对非洲文学批评中的几个重大议题，围绕语言、政治和集体性等议题全面论述了齐努阿· 阿契贝的文学思想。通过分析和梳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系统论述的“小民族文学”概念和理论，本书指出对阿契贝等非洲英语作家的研究可纳入“小民族文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该理论能够弥补西方后殖民理论的盲点和不足。最后，本书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探究赋予研究者观察世界文学关系的独特视角，揭示了“问题”殖民的隐微性、顽固性及相关斗争的艰巨性，也揭示了知识和思想主体与此殖民现象的复杂关系。
本书是对以齐努阿·阿契贝为代表的非洲小民族作家的全新解读,以齐努阿·阿契贝为个案，通过重访其文学创作发生的历史现场，再审中西学术界就非洲文学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文化相对主义、非洲文学语言的问题化、“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构建等问题，颇具突破力和前瞻力。
本书走出后殖民批评而独辟蹊径，将非洲文学批评中的几个重大议题纳入“小民族文学”的理论框架，认为该理论更具针对性和阐释力，能够弥补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不足，提供观察世界文学关系的独特视角。
姚峰，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后，现为上海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秘书长。近十五年来从事非洲文学与思想研究，相关研究论文见于《外国文学研究》《读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等刊物。主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译有《巴塔耶》《魏玛德国》《非洲文学批评史稿》等。
目 录
导论1
第一章 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22
第二章 德勒兹哲学对阿契贝研究的解域34
第三章 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40
第四章 阿契贝与小民族语言的解域实践58
第五章 小民族文学的理论意义：作为个案的阿契贝的出版活动71
第六章 阿契贝的《瓦解》与小民族文学的“游牧”政治106
第七章 艺术与政治之辩：阿契贝的非洲文学批评思想刍议121
第八章 阿契贝：从小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137
第九章 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154
如果说爱德华·萨义徳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标志着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范式的诞生，那么早在20世纪初期，类似的文学、文化和政治批评活动就已在殖民地蓬勃兴起。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齐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便是三位具有非洲文化背景的早期后殖民思想家和批评家。可以说，萨义徳虽贵为后殖民理论的集大成者，却非开创者，他本人的理论建树无疑受到了上述早期后殖民思想家的影响。
以萨义徳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们重新评价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建构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从殖民历史的视角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整体反思。尽管如此，这批出身于前殖民地、后进入西方学术/教育机构的理论家们，究竟能否挣脱西方学术的价值网络，真正从第三世界或前殖民地角度展开各自的学术活动？这一点广受质疑和诟病。萨义徳本人也坦言，其“研究东方学的目的，主要不是考察东方学与东方的对应关系，而是考察东方学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对东方的看法……不管其与‘真正’的东方之间有无对应关系”。可见，萨义徳否认自己的研究能够代替对于东方本身的研究，而其后殖民理论与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上都是西方思想和学术本身，理论本身也深受西方哲学思潮的规定和限制。于是，每当某些第三世界民族和地区将萨义徳视作其独立与解放代言人时，他总是不以为然，甚至为自己遭到了误读而颇为反感。
《东方主义》所涉作家众多，包括乔叟、但丁、莎士比亚、德莱顿、蒲柏、拜伦、雨果、歌德、福楼拜、菲茨杰拉德、康拉德等等，从中却难觅（前）殖民地作家的身影。萨义徳所考察的当然也是西方文本中的东方，例如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失败、绝望和苦难的波斯，雨果的《拿破仑颂》中对征服者俯首帖耳的埃及，以及福楼拜的残篇《布瓦尔和白居谢》中主人公对于东方的“家园”式想象。萨义徳如此，其他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亦囿于西方的知识文化图谱，难以“逃逸”。以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见长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所关注的，同为西方经典文学名著《简·爱》。而霍米·巴巴（Homi Bhabha）关注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终究是一位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的黑人女作家。
曾担任《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切尔（W. J. T. Mitchell）坦陈，尽管最具挑战性的文学批评出自帝国中心，但最重要的新文学却正涌现自殖民地，即过去曾在经济、军事上遭到压制的地区和民族。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频频被英美地区外的作家获得，米切尔因此断言：“人们所熟悉的文化地图正被重新绘制。”换言之，文学生产的天平正从第一世界倒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那么，被米切尔称为“后帝国批评”的后殖民理论，由于建构于欧美经典文学，而非米切尔所谓的“后殖民文化”，因而未必会受到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欢迎，反而会遭到质疑和抵制。然而，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学写作的异军突起，未能动摇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位置和话语霸权。对此，赵毅衡先生在著名文学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撰文指出：“后殖民主义并非纯粹的理论构想，而试图对非西方国家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关心这种文化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人民是否有益。”赵氏认为，后殖民理论家在西方学术机构中声名鹊起，这往往迫使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理论路径和分析话语“言说”。因此，后殖民理论家的学说与“西方的权力”紧密相连，属于西方而非第三世界本土。
如果说萨义徳对于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西方经典的重新解读突破性地开启了研究传统英美文学的东方主义视角，那么，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于1989年出版的《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则是根据前殖民地文学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开山之作，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萨义徳等后殖民理论家的研究领域。国内有学者指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仅仅梳理了西方殖民宗主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并没有涉及东方自身，《逆写帝国》一书则恰恰论述了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 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对于后殖民写作的复杂性和不同的文化起源，欧洲的理论似乎无力应对，这就是其“后殖民文学理论”思想产生的原因。在此，“后殖民文学理论”试图对前殖民地不同于欧美传统的文学实践作出理论回应。《逆写帝国》不仅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同时关注产生于非洲本土的理论和批评。在“处于十字路口的理论：本土理论和后殖民阅读”一章中，非洲文学理论颇引人注目。在论及非洲本土英语文学时，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了非洲作家和评论家独特的文学艺术观念，即注重文学的功能、作家的角色和传统的文学形式。坚持作家的社会角色，反对欧洲文学关注作家个人经验的传统，这似乎是非洲文学创作的独特美学。在此，阿什克罗夫特等专门引用了阿契贝《作为教师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一文中所谓“最权威的章句”：
“作家不能指望逃避必须履行的再教育和再生的任务。事实上，他应该行进于最前方……我本人无意逃避责任。如果我的小说（尤其那些以过去为场景的小说）能够告诉我的读者，他们的过去——虽不能尽如人意——并非野蛮的漫漫长夜，他们并非被第一批代表上帝到此的欧洲人从中拯救出来。也许我的写作是实用艺术，而非纯粹艺术。但又如何呢？艺术是重要的，而我关心的这类教育，同样重要。”
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阿契贝对于非洲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的强调，是其作品和评论一以贯之的风格。在20世纪60—70年代，这种风格又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同时代及之后的非洲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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