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历史_孟森_9787550201392

《清朝大历史》是孟森先生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和奠基之作。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揭示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全书结构严谨，评论精当，用词古雅，引文考究，是研习清史者之入门必读书。

　　前　言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也不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
　　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自太祖以前，可纪之事，较前代帝王开国以前之祖宗功德可为独多。余别作《明元清系通纪》，成专书数十册，今不复复述，述之自太祖始。太祖自二十五岁以前，景祖、显祖皆在，在父祖重荫之下，无事可纪。《实录》载其不得于继母等事，与创业无关，亦不述。景、显二祖，本导明总兵李成梁图其同族建州右卫酋王杲、阿台父子，而为成梁军中所骈杀。明人谓太祖以夷目余孽，俘虏孤童，给役李成梁家，成梁抚之有恩，故与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为无因，而亦不能尽确。如谓太祖为四岁孤童，有弟舒尔哈亦更幼，皆由成梁长养，此则不确。二祖死后，太祖即与尼堪外兰寻仇，年岁相合，断不能于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抚之二十年，然后长大称兵。成梁之诛阿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而《明实录》皆有年岁可纪。故四岁孤童受抚于李成梁之说，实出附会。唯太祖始起，正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节，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亦之女，有为成梁予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余别有文考之，于此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之始。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军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蜒、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之草窃故技。廷弼方规画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扬去之故态矣。P8-9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