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文化通论_黎红雷_9787516430088

儒商是儒学与商道相结合的产物，儒商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本书旨在为儒家思想在企业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企业理论在中国推进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篇章。上篇依据历史脉络，详细梳理儒商文化的思想渊源，系统总结古代儒商、近代儒商以及当代新儒商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特质。下篇适应现实需要，全面阐发儒商文化融入现代企业治理实践的智慧，包括导德齐礼的治理观、以义致利的经营观、亲如一家的组织观、身正令行的领导观、举贤使能的用人观、内诚外信的品牌观、时变和合的战略观、兼善天下的责任观、创业垂统的传承观、敬天法祖爱人的信仰观等。全书以古贯今，以今通古，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体系完整，思考深刻，思路严谨、语言活泼，是作者“企业儒学三部曲”的压卷之作。

序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　启中国式现代管理新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创造和丰富，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成为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营养。它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价值观念、艺术情趣和科学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管理既是人类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也是一个理论研究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在各个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个体管理到组织管理，从经济管理到政务管理，从作坊管理到企业管理，管理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充实新的内容。而在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的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对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重要时期的管理方式无不带有深深的文化印记。随着中国步入新时代，在管理领域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应用面广、需求量大、题材丰富、潜力巨大的工作，在一些重要领域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突破和丰硕的实践成果。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管理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等待提炼和转化。比如，儒家倡导“仁政”思想，强调执政者要以仁爱之心实施管理，尤其要注重道德感化与人文关怀。借助这种理念改善企业管理，将会推进构建和谐的组织人际关系，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增强其归属感。又如，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延伸到今天的企业管理之中，就是倡导顺应客观规律，避免过度干预，使组织在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调节与发展，管理者与员工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力。再如，法家的“法治”观念启示企业管理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严谨的体制机制确保组织运行的有序性与规范性，做到赏罚分明，激励员工积极进取。可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多元的探索视角与深厚的理论基石。第二，现代管理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现代管理是在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并发展的科学工具，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自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前后，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不断创造革新，在推动企业从传统的小作坊模式向大规模、高效率的现代化企业，进而向数字化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的作用被空前强调，由此衍生的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成为企业发展最为强劲的内生动力。以文化引导的科学管理，要求不仅要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设计、生产流程优化等手段，而且要有周密的人力资源规划、奖惩激励机制等方法，这都极大地增强了员工在企业中的归属感并促进员工发挥能动作用，在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体现重要的社会价值。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之所以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须臾不可缺少，是因为其体现出企业的使命不仅是获取利润，更要注重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力，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文明、和谐、包容、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今天，管理又面临数字技术的挑战，更加需要更多元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资源的支持。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研究具有极强的必要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现代管理理论多源于西方，在应用于本土企业与组织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难以充分契合中国员工与生俱来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能够为现代管理面对中国员工时提供本土化的解决方案，使其更具适应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指导性、亲和性、教化性而能够在现代企业中找到新的传承与发展路径，其与现代管理的结合能够为经济与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与组织的管理水平，增强文化自信，还能够为世界管理理论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钢铁、建材、石化、高铁、电子、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通过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大步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成果显著。中国企业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每一项进步，离不开中国特色现代管理思想、理论、知识、方法的应用与创新。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既有“洋为中用”的丰富内容，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密不可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深度融合探寻路径、总结经验、提供借鉴，为推动中国特色现代管理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丛书”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和实践专家双方的力量，尝试从现代管理领域常见、常用的知识、概念角度细分开来，在每个现代管理细分领域，回望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对应领域，重在通过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和智慧精华，以“古今融会贯通”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以期推出对我国现代管理有更强滋养力和更高使用价值的系列成果。文化学者的治学之道，往往是深入研究经典文献，挖掘其中蕴含的智慧，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与理论升华。据此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理论支撑。研究者从浩瀚典籍中梳理出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实践案例，分析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实践专家则将传统文化理念应用于实际管理工作中，通过在企业或组织内部开展文化建设、管理模式创新等实践活动，检验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根据实践反馈不断调整与完善应用方法。他们从企业或组织运营的微观层面出发，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现实案例，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更具操作性与针对性。 “丛书”涵盖了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应用实践案例分析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丛书”不仅是研究成果的结晶，更可看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的重要尝试。还可以将“丛书”看作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它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应用与发展的工具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本图书都凝聚着作者的智慧与心血，或是对某一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语境下的创新性解读，或是对某一行业或领域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管理效能的深度探索，或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实践中成功案例与经验教训的详细总结。“丛书”通过文字的力量，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现代管理的智慧传递给广大读者。在未来的发展征程中，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我们坚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现代管理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序论儒商文化释义 1 第一节儒商之“儒” 3 第二节儒商之“商” 7 第三节儒商之“文化” 13 第四节儒商文化之“通论” 19 源流篇 35 第一章儒商文化的思想资源 37 第一节 “四书”的儒商文化视角 37 第二节　“五经”的儒商文化视角 43 第三节儒家诸子的儒商文化视角 51 第四节　百家学说的儒商文化视角 58 第二章古代儒商文化 67 第一节　先秦商人的儒商精神 67 第二节　明清商帮的儒商精神 76 第三节　明清商书的儒商精神 86 第四节　清末商人的儒商精神 96 第三章近代儒商文化 105 第一节　张謇的儒商气质 105 第二节　荣德生的儒商气质 117 第三节　卢作孚的儒商气质 125 第四节　陈嘉庚的儒商气质 132 第四章当代新儒商文化 142 第一节当代新儒商文化的兴起 142 第二节当代新儒商文化的特征 156 第三节当代新儒商文化的使命 172 观念篇 187 第五章导德齐礼的治理观 189 第一节儒家的治理观 189 第二节导之以德的治理根基 193 第三节齐之以礼的治理规范 197 第四节以道御术的治理模式 202 第六章以义致利的经营观 207 第一节儒家的经营观 207 第二节义缘道生的经营基础 211 第三节利由道取的经营方法 215 第四节利人利己的经营原则 219 第七章亲如一家的组织观 225 第一节儒家的组织观 225 第二节拟家庭化的组织形态 229 第三节上下相亲的组织氛围 233 第四节人文教化的组织功能 237 第八章身正令行的领导观 243 第一节儒家的领导观 243 第二节正己正人的领导行为 247 第三节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 251 第四节通权达变的领导艺术 255 第九章举贤使能的用人观 261 第一节儒家的用人观 261 第二节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265 第三节奋斗者为本的用人原则 269 第四节责任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 273 第十章内诚外信的品牌观 278 第一节儒家的品牌观 278 第二节内诚于心的人品塑造 282 第三节外信于人的企品锻造 287 第四节精益求精的产品打造 291 第十一章时变和合的战略观 296 第一节儒家的战略观 296 第二节　与时偕行的战略思维 300 第三节唯变所适的战略实施 304 第四节和合共赢的战略目标 309 第十二章兼善天下的责任观 315 第一节儒家的责任观 315 第二节导人向善的企业责任 319 第三节博施于民的社会责任 324 第四节万物一体的自然责任 329 第十三章创业垂统的传承观 334 第一节儒家的传承观 334 第二节继往开来的创业传承 337 第三节承前启后的文化传承 342 第四节生生不息的生态传承 346 第十四章敬天法祖爱人的信仰观 352 第一节儒家的信仰观 352 第二节敬畏天道的终极关怀 357 第三节孝亲法祖的文化关怀 362 第四节爱人利他的现实关怀 366 主要参考资料 373

第一节 “四书”的儒商文化视角 “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南宋朱熹取《礼记》之《大学》《中庸》篇，分章注释，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自元代开始，“四书”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对治国理政、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儒商的行为举止和文化观念的形成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论语》的儒商文化视角《论语》是记载儒家思想创立者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文集，朱熹将其收入“四书”，“以立其根本”，即奠定儒家思想的根基。《论语》本质上是一部“君子之书”，是指导“有德有位”的君子治国理政的著作。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智慧同样可以用来治理企业，指引儒商以德配位，做一名合格的治理者。 1.“君子之德”的启示《论语·颜渊》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受此启发，儒商提出“三为一德”的理念。第一是“为人之君”，就是要有君子般的风度和君王般的责任；第二是“为人之亲”，就是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自己的下属；第三是“为人之师”，就是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为人之君”“为人之亲”“为人之师”，这三者构成了“德”，成为儒商的基本素质和风范。 2.“君子之仁”的启示 “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也是“君子三达德（智仁勇）”的核心。《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进一步阐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受此启发，儒商以“亲亲”即像对待亲人一样亲爱企业的员工，从而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以“仁民”即像对待同胞一样仁爱社会大众，从而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以“爱物”即像对待亲密伙伴一样关爱自然万物，从而构建自然命运共同体。 3.“君子之义”的启示《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指有德有位的国家治理者，“小人”则指小民老百姓。相对而言，国家治理者更通晓治国理政之义，小民老百姓更通晓治生经营之利。根据《论语·尧曰》的要求，国家治理者应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为民众的治生经营之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从国家层面来看，商人是“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属于“小民老百姓”，是国家提供便利服务的对象；而儒商作为有德有位的“商界君子”，其职责则是充分依托国家提供的便利条件创造更多的利益，并与社会大众分享利益，从而实现 “义利合一”。 4.“君子之礼”的启示 “礼”是《论语》的核心概念之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论语》以“和无寡”（《论语·季氏》）来强调国家治理者与一般老百姓的关系，以“和而不同”来规范国家治理者与各级官吏的关系，在总体上是追求“和为贵”的国家治理的最佳境界。受此启发，儒商努力营造“以和为贵”的组织氛围、“和而不同”的上下级关系、“和必中节”的管理规范，从而形成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相结合的现代“企业礼学”。二、《孟子》的儒商文化视角《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及其弟子撰写的著作。朱熹将其收入“四书”，以“观其发越”，即《孟子》对《论语》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孟子》将《论语》的“君子之仁”发展为“施仁政”，并以“性善论”作为其人性基础，“重民本”作为其社会基础，“义利观”作为其道德基础，对于儒商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1.“道性善”的启示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从人的天生素质看，人可以趋向善良，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善”。“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的道德本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君子能够自觉地扩充它，庶民却不自觉地抛弃它。但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他那异于（高于）禽兽的道德本性，通过适当的引导，都可以发挥出来。儒商作为“商界君子”，一方面要自觉地弘扬内在的善性，做一个“善人”；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员工向善向上，在企业中推行“善治”。 2.“重民本”的启示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主张国家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以推翻他；但若君主有道，人民便可以各尽其职，安居乐业。这就是所谓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公孙丑下》），“寡助”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多助”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对儒商来说，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必须真心呵护；客户是企业的“衣食父母”，必须诚心服务。只有赢得员工和客户的人心，才能赢得企业的“天下”。 3.“辩义利”的启示据《孟子·梁惠王上》的记载，孟子见梁惠王，以“王何必曰利”始，又以“王何必曰利”终，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孟子不屑于讲利，其实这是孟子好辩、先抑后扬的说话技巧。细读原文，孟子的基本思路是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如果每个人都先从“何以利吾”的角度出发，人人都争夺利益，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得不到利益；如果大家都从“何以利他”的角度出发，最终结果是让他人得利自己也得利。儒商高举“利他主义”的旗帜，为员工着想，为客户着想，为社会大众着想，最终得到的是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4.“施仁政”的启示在“道性善”“重民本”“辩义利”的基础上，孟子对国家治理者提出了“施仁政”的要求。他将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形象化为不忍心他人受到伤害的“恻隐之心”，也即“不忍人之心”，并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下》）。治理者如果以自己的仁心善性推行仁政善治，那么治理天下就很容易了。“施仁政”的内容，一方面是“养民”——满足民众丰衣足食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教民”——对民众进行人伦道德教化。受此启发，儒商一方面进行人文关怀，充分满足员工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孝亲爱幼乃至股份共享的要求；另一方面进行人文教育，积极组织员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会如何做人，找到奋斗目标，实现人生价值。三、《大学》的儒商文化视角《大学》原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朱熹将其收入“四书”，“以定其规模”，就是确定儒家思想的基本范围。《大学》以“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对儒学做了高度概括，使之成为一个条理分明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对儒家学说的定位具有深刻的意义，对儒商文化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启示。 1.“修齐治平”的启示《大学》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修身”的结果，步步推行、层层递进，形成伦理与管理、治身与治国相结合的治理哲学体系。受此启发，儒商首先从“修身”即自我管理开始，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和治理能力；进而“治企”，打造一个人人向善向上、充满活力的企业组织；最后“利天下”，为社会大众、国家民族直至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财散人聚”的启示《大学》指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儒家看来，财富取之于民就应该用之于民。财富聚集在当政者手里，民众就会离心离德、流散而去；财富疏散给广大民众，民众就会同心同德、聚在一起。受此启发，两百多年前的晋商创造了“身股制”，他们将商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是财东（相当于股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身股是财东允许掌柜等重要伙计以人力充顶股份，参与分红。当代新儒商借鉴晋商的做法，在企业中推行人力入股，按人头分配企业的利润。拥有身股而参与利润分配的人员，不仅包括高层管理人员，也包括普通员工，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3.“亲民教民”的启示古本《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这里的“亲民”应该是“新民”，强调其教化民众、使民向善的意义；王阳明则主张尊重原文，并认为“亲民”兼有“爱民”和“教民”之义。儒商的企业治理实践则表明：“亲民”与“教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企业中，“亲民”可以理解为人文关怀，“教民”可以理解为人文教育。如果没有人文关怀，人文教育就变成纯粹的“洗脑”，员工不可能接受；如果没有人文教育，人文关怀就让企业和老板变成纯粹的“提款机”，企业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4.“止于至善”的启示 “止于至善”，是《大学》“三纲”中的最后一纲，指的是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知道应达到完美境界，才能够意志坚定；意志坚定，才能够镇静自如；镇静自如，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儒商所理解的“止于至善”，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追求治理的效率，“做正确的事”而追求治理的效能。为此，就要全面推行“精益管理”，经营上精打细算、生产上精耕细作、管理上精益求精、技术上精雕细刻，注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持续改进，勇创一流，追求卓越。四、《中庸》的儒商文化视角《中庸》原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朱熹将其收入“四书”，“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探求儒家最高深最精妙的哲学智慧。《中庸》一方面详细转述了孔子有关“中庸之道”的论述，另一方面提出了“天下至诚”的思想，并阐发了“为政在人”“成己成物”等理念，对于提升儒家治理思想的哲学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拓展儒商文化的思想深度，也有重要的启示。 1.“中庸之道”的启示无论是《论语》还是《中庸》，都记载了孔子的话“中庸其至矣乎”，将“中庸”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在这里，“中”的本义是“中间”，进而可以推出三义——中正、中和、时中；“庸”的本义是“用”，进而可以推出三义——用中、平常、不变；结合起来，“中庸”的本义是“合适”，进而则推出三义——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三三得九，这“中庸九义”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受此启发，儒商提出企业治理的“灰度哲学”：要发展，但要均衡发展；要创新，但不盲目创新；要变革，但要有平常心；要竞争，也要合作共赢；要英雄，但不要个人英雄主义；要“雷锋”，但不要让“雷锋”吃亏；员工持股，但却不能流通；科学管理，但要有文化引领，如此等等。 2.“天下至诚”的启示《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了。儒商所理解的“至诚”，就是去除不善的念头，企业经营动机至善至诚。为此，一是要杜绝腐败，清净交易，不行贿受贿，让一切在阳光下进行；二是要足额纳税，不漏国税，不做国贼，不占国家便宜；三是至诚通天，放下身段去聆听天地万物的需求，修身齐家，成为世人的榜样。 3.“为政在人”的启示据《中庸》的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政令，都写在木板竹简上。像他们那样有贤臣，政令就会得到贯彻施行，没有贤臣，政令就会消失。因此，“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依据“为政在人”的思路，企业治理就要强调企业领导层的关键作用，凡是第一流的优秀公司都与其大有作为的领导层有关。为此，儒商一方面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能力提升，成为企业的“明君”；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并大胆使用德才兼备的“贤臣”，从而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4.“成己成物”的启示《中庸》指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全自己是仁义，成全万物是智慧。这是发自本性的德行，是结合了内外的道，因此，适合在任何时候实行。由此，儒商把“成己”的内在本务与“成物”的外在商务融为一体，塑造企业诚实信用的价值立场，从而提供有利于人类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使员工视企业为成就自己的道场，从而塑造员工成就导向型的行为动机；赋予企业的生产活动以参与天地万物化育的意义，从而塑造员工勤劳和敬业的态度；理解上天造化万物的精妙道理，从而造就职业“高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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