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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飞》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埃丽卡·容写于1973年的半自传体小说，全球销量超过3700万册，被《纽约时报》称为令人难忘的欲望之书。29岁的伊莎多拉患有严重的飞行恐惧症，是精神分析师沙发上的常客。她的婚姻生活如同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她渴望新的邂逅，那多汁，美味，如魔鬼般的体验。在一次维也纳之行中，她终于得以驱车逃离，去实践她理想中的存在主义式生活直到她发现，所谓自由，不过是从一个陷阱跳进另一个陷阱。本书全新收录作者女儿莫莉·容-法斯特撰写的五十周年纪念版序言，在母女的隔空对话中，藏着跨越五十年岁月的《怕飞》的命运：它的历史就是女性主义文化史，也是女性处境纠缠和反复的历史。

【前言/序言】：

五十周年纪念版序

莫莉·容法斯特

为一部深刻塑造了我和我母亲的生命的书作序，实在是一件难事。如果没有《怕飞》的巨大成功，我们俩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母亲没有因一本在我出生前写的书而成名，我今天会有为《名利场》写作和做评论家的事业吗？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的成功有几分是基于他人？有时我会在半夜惊醒，被一个念头所困扰：我的人生有多少是与她和这本书紧密相连的？我以为写作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于是成了一名作家。小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除了警察和写自传小说的人之外还有什么职业可能还有因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而入狱的共产党人。也许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让她关注我，或者让她尊重我，又或者只是让她对我感兴趣。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掉进这个棘手的无底洞，但从我成为一名作家的那一刻起（我在二〇〇〇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我的整个人生就与这部小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出版于一九七三年，还要再过五年我才出生。
许许多多女性（也有男性）在主角伊莎多拉·温的故事中找到了自己，但我没有。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性会在商店和餐馆里拦住我们，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这本书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它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我与这本书和作者的关系并不寻常。我认为这本书是我今天事业成功的原因，但它也是我母亲永远无法摆脱的枷锁。
由此可知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任务令人生畏。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本书，但对我而言，它的意义完全不同。我并没有因为阅读伊莎多拉的冒险而受到启发去寻找性自由！事实上，我对书的内容感到非常不适，而这不适可能是很正常的，毕竟伊莎多拉基本上就是我的母亲。除此之外，我认识许多人物原型，于是在阅读这样一本露骨书籍的体验中，平添了一种真正令人不安的感觉。
《怕飞》是那些无可回避的书之一，它定义了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将我们带回罗诉韦德案之前的时代，这在当下意义重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对女性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正如凯蒂沃尔德曼在Slate杂志中评论的，《怕飞》也关乎对一九七三年左右的女性身份的理解。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任何艺术作品成为文化的引爆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书捕捉到了某个时刻，而其他书则销声匿迹。我写过足够多消失的书，深知经久不衰的作品是多么罕见。只有少数艺术作品能够概括集体时代精神，大多数做不到。能捕捉集体想象力，哪怕只是一瞬间，也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妈妈做到了这一点。但她再也无法复刻这一壮举。为了重现那一刻，她那饱含痛苦的探索和追求最终吞噬了她。
一九七三年这本书出版时，妈妈三十三岁，是一名学者和诗人。根据她的说法，她是个好学生，嫁给了她睡过的第一个男人。我对这个事实持保留态度，因为她向来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
当《怕飞》出版时，她像成千上万的女性一样，已婚，在教书，住在中产阶级的上西区。突然间，她登上了杂志封面，成为一个文化现象的著名创造者。《怕飞》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售出了两千万册。它造就了埃丽卡容。
我曾经认为成名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因为当我的母亲和我的祖父，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变得不那么有名时，当名气无可避免地消退时，他们沮丧不已。我目睹他们深深哀悼着自己失去的重要的文化意义，可我也并没觉得作为那个埃丽卡容有多么快活。我记得即使是小时候，我也在想：这看起来本该很有趣，但她似乎很痛苦……
埃丽卡容参加各种豪华派对，与众多名人在一起。她在桌子上跳舞。她总是闻起来很香，像法国香水或白葡萄酒，偶尔还有香烟的味道。她遵循戈尔维达尔的格言：我从不错过任何做爱或上电视的机会。埃丽卡容有过多次婚姻和多次婚约。在她嫁给第四任丈夫（我父亲之后的那位）之前，她总是同时与多个男人约会。这些男人必须崇拜她，否则她会觉得他们很无聊。在某些方面，她很像玛丽莲梦露，也许是因为《怕飞》把她变成了一个性感符号，把她变成了许多男人自认为想要无拉链速交的女人这对一部女性主义小说来说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结果，但事实的确如此。
妈妈总是在寻找快乐，但很少找到。她只是想要逃避，而且经常逃避。她去欧洲，一待就是几个月。她至少每周都会坠入爱河一次。她从一个破裂的婚约跳到另一个破裂的婚约。当她最终嫁给我的继父时，她很难平衡他对她的需求和她写作（及饮酒）的责任。
要创作更多改变世界的书，这个压力使她喘不过气；她还得尽力保持镇定，去面对一系列永无止境的恶毒、厌女的攻击和跟踪狂，包括有人把车停在我们康涅狄格州的家的车道前头，听着一个没有电池的收音机传来上帝信息。那时，妈妈和康涅狄格州韦斯顿的警察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跟踪者。埃丽卡容被困在她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现在，妈妈八十多岁了，患有痴呆症。她既活在这个星球上，又几乎不在了。她仅有的一些珠宝放在我的保险箱里。她的遗产放在我的桌子上和我电脑的硬盘里。我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因为我知道出版业是如何运作的，但事实是，做我母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简直是折磨。我以为写这篇序言会是件轻松有趣的事，但它就像是在给自己做根管手术。写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让我回到了那些我需要她的岁月，而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以我所需要的方式建立联系。
现在我的母亲坐在一个房间里，等着我去看她，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至少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母亲。现在她就像一个美丽的洋娃娃。
无法赢得过去。无论写多少篇序言都无法让我对《怕飞》和当下之间的岁月感到平静。写关于她和她的遗产的文字只会让我比以前更难受。这篇序言应该是对她作品的颂扬，对我母亲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先锋地位的庆祝，但恐怕它不是。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失败，但我母亲过去常常误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那句名言，说坐在打字机前就像剖开一条血管。
星二代的公开秘密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工作，无论我们的作品可能有多好，我们父母传下来的名气和声望这个折磨人的礼物都会抹杀我们所做的一切。
有些人承认这一点。大多数人不承认。
所以，五十年后坐下来为一本已经远大于我，也大于她的书写序言，我不无忐忑。我从未见识过母亲在巨大成功之前的样子，而当我长大到能够理解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怕飞》已经成为我妈妈生活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我生来即在她盛名笼罩之下，从未走出去。
一九七三年对女性和性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根据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规定的隐私权，一个人可以选择堕胎，直到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为止。选择的权利，终止妊娠的权利，以及六十年代口服避孕药的出现，对女性生命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性和怀孕不再不可分割。《怕飞》是这种新的无拉链自由的一部分。
但进步对美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条直线。在《怕飞》出版后的几十年里，我母亲和她的同龄人以为会发生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发生。女性仍然没有接近与男性平等，有色人种女性的收入只有白人男性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宪法中没有平等权利修正案，女性没有得到保护。
我母亲和她的同龄人梦想的自由性爱和平等的世界在地平线上短暂地闪烁，但从未完全实现。有反弹和反复，还有罗纳德和南希里根从白宫屋顶上拆下太阳能板。我们从未获得曾被承诺的平等。
然而，噩梦并没有到此结束。二〇二二年六月，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这些大法官大笔一挥，就剥夺了女性近半个世纪以来拥有的宪法权利。地球并没有偏离轨道，世界继续运转，第二天我们如常起床吃早餐，仿佛我们没有失去一项宪法权利。失去罗诉韦德案相关裁决的感觉奇怪地抽象而遥远……但对那些身体像被恶毒的外星寄生虫殖民的女性来说，并非如此。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写道：我们怀着悲伤为这个法院，更为今天失去了一项基本宪法保护的数百万美国女性表示异议。
阅读这本书，然后去写你自己的《怕飞》，因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书。

孙丽娃译

前言

塔菲布罗德瑟阿克纳

《怕飞》于一九七三年首次上架时并没有立即成为畅销书。出版商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首印三万册之多，在《纽约客》杂志刊登约翰厄普代克的热情好评后，这些书即刻销售一空。厄普代克在评论一开头就称这本书是胜利者，第二句说它既有品位又有活力，既聪慧，又犀利，并将它置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传统之中。八十多岁的亨利米勒宣称，终于出现了一本女性版的《北回归线》。在等待《怕飞》第二次印刷时，正是这些男性的认可（包括《纽约时报》上特里斯托克斯的恶评，充满厌女情绪、抱怨指责和一丝反犹主义，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造成了图书缺货的疯狂局面。
但霍尔特从未进行第二次印刷，有种说法是他们当时遇到了资金问题。这本书始终是评论界的热门，令那些买不到它的人望眼欲穿。一年后，它以平装本出版，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首次亮相就登上榜首。过了半个世纪，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怕飞》在全球已售出超过两千万册。
《怕飞》是埃丽卡的第一部小说，但不是她的第一本书。当时她是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拥有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并获得好评。这部小说让她一夜成名，出版商被颂声遍野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安排作者参加无休止的书籍巡回宣传：超过一年之久的仓促组织的座谈会，大学和书店举办的朗读会，深夜电视节目的邀约。在此期间她不得不应对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他们好奇，为什么像她这样的好姑娘会公然写作关于性的话题；她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女性的对峙和谴责，她们指责她破坏了美国家庭。面对这些人，埃丽卡冷静而简单地阐述她的观点：女性有性爱，有情感，有智慧，有感知能力，且真实存在她利用书籍巡回宣传，为女性首先是人类这一点辩护。作为回报，她收到了阳具雕塑和淫秽的画作（我见过的一幅是带毛的阴茎，上面写着：埃丽卡容，见见埃里克，屌。）。走在她家乡曼哈顿的街道上，她在每个街角都需要为自己辩护。她不得不听取那些因为妻子现在大声抱怨而怪罪于她的男人的长篇大论，面对猥亵的口哨声和手势，她如今的恶名使她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找到一个小角落躲藏。
但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她的信件每天上午十一点就会砰的一声落在后门，她忍不住跑去读：成堆的信封，是的，里面有一些淫秽的东西，但更多的是长信，有的是写给她的，也有的写给了《怕飞》的叙述者，伊莎多拉泽尔达怀特斯托勒曼温。她读到那些来自女性的信，信中她们寻求建议：想知道如何生活；想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和丈夫保持婚姻，是否应该和丈夫最好的朋友私奔，是否应该去弄清楚如何自力更生。她们想知道浪漫爱情能否永远支撑她们，婚姻是否真的能成功。她们想知道如何获得自由。她们想让她知道，她们不仅被她的书解放了，也被伊莎多拉的存在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埃丽卡容解放了。我最终也加入了她们。这本书出版二十年后，我十八岁，在以色列一个面向美国人的大学项目中度过间隔年；当时我在特拉维夫的一个户外书摊上找到了一本《怕飞》的二手书。起皱的亮黄色封面，有些褪色但仍然引人注目，像菲利普罗斯的书一样用着加粗衬线花体大写字母，因为它们没有封面图案，整体看起来就像正统的文学作品，我得以瞒过我母亲。现在我能猜到，这可能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由美洲狮图书公司出版的平装本；那是一家主要专注于科幻小说的英国出版商，后来被格拉纳达收购，然后并入了威廉柯林斯父子公司，后者又并入了哈珀柯林斯，如此这般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出版业垄断时代。（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怕飞》封面，尽管它肯定是我最怀念的一个。我最喜欢的是企鹅经典豪华版封面，它是红色的，一道拉链清晰地划分开两个白色的梨形对称球体，就变成了臀部，这是对伊莎多拉热切追求的无拉链速交的引用无束缚、无义务的性行为，既不会导致依恋也不会导致怀孕，是女性为了纯粹的快乐而追求的行为。封面的企鹅标志恰好放在阴蒂的位置。）
再说回以色列的书摊。我打开书就开始读，起初只是匆匆一瞥，之后，就像她用拳头攥住了我的衣领，我被拽进书中，滑入她那光辉、狂野、曲折的句子里。只有在翻到封底看她的照片时，我才停了一停：那不是一张严肃的作者照，而像是一张随意的快照。封皮太皱，看不太清她的样子，但我看到了长长的、直直的、浓密的金发，大大的微笑，还有她会在书中形容为波兰农民式的鼻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书摊老板告诉我他要收摊回家了，我就掏出最后几个谢克尔买下了这本书。
我从未读过这样的书。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名著我很幸运有一个品味优秀且喜欢把东西随处乱放的姐姐，甚至读过一些与《怕飞》同类型的书：一些厄普代克提到的，还有一些仅存在于纽约／犹太人／精神分析师沙发漩涡中的书。
但没有一本能像《怕飞》那样。它似乎是由当时已经是博士生（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文学）的作者一口气写成的，想法一旦闪现于脑海中就尽可能快地打出来，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想法和反应的汇编，她们热衷于寻找那种不会让你恨自己的爱情和性。
曾有过哪本书的知识／教育／文学指数和性感／喧闹／肮脏指数一样高？书里每一次提到山鲁佐德，都会同样多地提到阴蒂，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关于力比多的讨论一样频繁。书里有希斯克利夫、赫拉、《伊利亚特》、对弗洛伊德如数家珍的理解（部分客体！），有《〇的故事》、西尔维娅普拉斯、泽尔达菲茨杰拉德、马乔里莫宁斯达，也有指挥家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怕飞》要求你跟上它的节奏，它期望你和它一样聪明、有教养和性感就像她一样。一旦这一点确立，它就成为一部高尚的、理智严谨的（且彻底放荡的）女性欲望的史诗，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坦然的拒绝道歉，是女性主义的困惑，是这些新的、开创性自由所包含的约束，是毫不掩饰的对被爱和被满足的要求。
最基本层面上，《怕飞》是一个开创性的、历史性的记述，讲述了女性在应该想要什么和实际想要什么之间的复杂和矛盾。今天任何活着并还在阅读的女性都如此熟悉这种挣扎，以至于感觉它不再是挣扎，而是人类状况本身。重要的是，当埃丽卡容把它写下来时，当她摘下女性主义的眼镜（然后脱掉裤子，然后是内裤）时，她让大量女性读者得以理解这种挣扎，她们第一次明白自己并不孤单。现在这样写已属于常规：在我自己的处女作小说中，女性角色也在与这种状况斗争。但当我写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新颖了，只是这种状况的最新变体（可能四年后的如今，也已不再是最新）。事实上，我的书是对《怕飞》的致敬，它以同样的方式结尾：一个失踪的人站在门口，回到家中。当我的书被改编成电视剧时，电视台制作的广告牌和出租车车顶广告的海报包含了一系列视觉符号，向观众表明我们讲述的故事的传统。就在海报正中间，曼哈顿被一道拉链打开，这是对《怕飞》的致敬。当我看到它时，我差点昏倒，我太自豪了。我知道，我来自何处。

《怕飞》在我们文化中的余响和它的诞生一样复杂。这本书卖出了电影版权，但电影从未被制作。埃丽卡起诉要回版权但失败了。在这两句话中，暗藏着上千份法律文件和同样多的伤感。
这场诉讼消耗了她。她的离婚消耗了她。前所未有的文学名气消耗了她。她曾发誓永远不会为《怕飞》写续集，但她的下一本书就关于一个名叫伊莎多拉的女人如何起诉一个制片人和电影工作室，并在前所未有的文学盛名中经历离婚。她又写了三本由伊莎多拉叙述或以伊莎多拉为角色的书。
但这些书难以企及《怕飞》所带来的期待。它们缺乏它的兴奋、它的独创性、它的紧迫感。也许它们缺乏的是它年轻的热情，也许它们只是缺少了惊喜。但更可能的是，它们本身就是一份记录，呈现了当文学名望和成功的闪电如此猛烈地击中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被闪电击中而几乎瘫痪时，你想要明白，人们究竟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别误会我的意思，它们都值得一读。但在埃丽卡后来的书中关于女巫的历史小说，关于十四岁的萨福，关于十八世纪的诗人在新领域的火花中，读者会想起那些第一次紧攥她衣领，使她屏住呼吸阅读的拳头。
我们很难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感觉。我第一次见到埃丽卡是在二〇〇三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三十年后。我当时在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工作，负责为继续教育课程聘请写作教师。我认识的人有她的电子邮件地址，于是我邀请她在巴尔塔萨尔餐厅与我共进午餐。最后她并没有为我们授课，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她的费用。但我想我从未真的认为她会接受聘请。相反，我通过这次午餐告诉她这些年来她对我的意义她如何在现代书籍中使这样一个观念合理化：一个来自曼哈顿的唠唠叨叨的犹太女孩也可以是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现在我们有各种愚蠢的方式来为女性的书籍分类，但在那时，我们大多只能读男性的作品。我们读过每个男人的沉思，并允许他们插上旗帜代表所有人类经验，我们的选择只有见证或者认同。但有了埃丽卡，有了《怕飞》，世界重新开始，我们所有的故事都变得新鲜且合理。
几年前，我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当时我有幸受邀写一个剧本，关于《怕飞》出版前后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她在事实方面帮不了我太多。那时她已经开始出现记忆问题，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她无法回忆起出版前后的感受或者任何人和事，只能记起输掉诉讼的羞耻感，以及对当初提起诉讼的后悔。
我开始了搜寻。她的档案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她在那儿修完了课程但没有完成论文。那些箱子里是她的文学遗产和她激情澎湃的生活的记忆。巨大的《纽约客》日记本记录了她的会面、想法、涂鸦和待办事项清单。来自英格玛伯格曼、亨利米勒、琼里弗斯等人的信件，赞扬她的勇气，劝告她不要受好莱坞那些糟心事的影响。还有笔记本上的半成品诗歌，她想做的事的清单，《怕飞》音乐剧的草稿（为什么我会……如此怕飞？）。她至少有一个还健在的前夫，记得一切。她有一个全心全意付出的女儿，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从混乱童年的走马灯中收集了故事。综合起来，一幅画面就此浮现。
《怕飞》的出版故事就是《怕飞》的故事。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聪明、开朗、乐观、精力充沛、贪婪，渴望投入她的工作，投入她的生活，将她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展示给任何人看，被关注而受宠若惊，却又感到不知所措和孤独，因为一本包含她肺腑之言的书被公众广泛消费，这其中的心情少有人能理解。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能像说出一个情色双关语一样轻松地引用一句梅菲斯特的台词。何其精彩。
我告诉了她这些。尽管她不记得那段时间，但她仍然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和深度谈论写作过程及其挑战。她很高兴，看起来，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它很复杂。她笑了，我能看到当年那本书封底的灿烂笑容，仿佛对她或我来说，时间都完全没有流逝。
去年夏天，我在公园大道军械库观看《哈姆雷特》，中场休息时遇到了她。她和她的孙子在一起。她能为我回忆起她看过的几乎每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还能以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的专业水准，对我们正在看的这个版本发表中场评论。当她开口时，我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每次和她交谈时我都会这么想正如我站在特拉维夫那个书摊前的心声：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怕飞》。没有第二个埃丽卡容，再也不会有了。

孙丽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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