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瑰宝。有唐一代，就有无数诗星飞升太空，熠熠生辉，出现了一派繁星丽天的璀璨景观。而像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岑参、白居易等星辰，则更是光耀千古，格外明亮，至今闪烁。许多名句名篇，代代相传，至今仍传播人口，妇孺皆知。这种现象，不但中国历史上少有，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中，也是十分罕见、独一无二的。
不过，唐代的历史毕竟长达三百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唐代的诗歌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间不仅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诗作，而且也产生过许多不同的思潮流派。
早在初唐时期，诗坛士大夫中多仿效上官仪的诗，故上官体在朝廷中曾流行一时。稍后，高官中苏味道与李峤的诗名也相当大，少时两人即以文辞齐名而合称苏李，同时又与杜审言、崔融并称文章四友。如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似乎更为后人所知，他们在五言诗和长篇歌行上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后人有着不同的见解与认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清峻的诗风，及其对唐代诗文风气转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王杨卢骆当时体已作为一种初唐的文学现象，永远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中，而初唐四杰的英名，也与唐诗的光辉互为掩映。其实，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长篇歌行，几乎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并驾齐驱，可以视为那一时代的同一诗歌现象，都是初唐长篇歌行的杰作。
然而，初唐诗坛有一个更重要的诗歌现象，便是今体律诗的出现和形成。在唐之前的庾信、江总等诗人的笔下，虽然已出现过一些近体诗意义上的五言绝句，但五七言律诗的形成与成熟，却是在唐初。虽然王勃、骆宾王、杨炯等初唐四杰和苏李手中已经出现过五言律诗，但七言律诗的出现与成熟，却是在沈佺期、宋之问二人的手中。元稹曾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他的意思便是，唐代的律诗应是在沈、宋手中开始创立的。这与冯班所说的律诗始于沈、宋的说法完全一致。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当时诗体有四变，他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
严羽把沈、宋的律诗提到这样的高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沈、宋之前，虽然沈约已创四声八病之说，并与谢朓、王融等人注重声律，时号永明体，但毕竟不够成熟，尚未真正进入格律诗的阶段，只能说是近体律诗的前身，只有到了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言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赵翼《瓯北诗话》)。也就是说，从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开始，中国的诗歌经过漫长的发展，才由非格律化的时代走向了格律化的时代。自此，中国的诗歌开始进入了格律化的时代。绝句、律诗、排律均风行一时，愈积愈多，到了晚唐，古意渐浸，律诗、绝句成为最主要也最流行的诗歌体裁。此后所谓长短句的词和曲，均由此派生繁衍出来，全属于格律诗的范畴。
在初唐诗人中，对盛唐诗歌发生较大影响的，恐怕要推陈子昂了。他在五言律诗上虽然与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并称为陈杜沈宋，但他明确提倡汉魏风骨，对六朝以来的绮丽诗风表示不满，《感遇》诸作成就高，影响大，难怪韩愈曾感慨地说：国朝文章盛，子昂始高蹈。而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诗句，与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可以说是完全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张说、苏颋、贺知章等人的一些诗作，特别是在律诗和绝句方面的一些篇章，对于盛唐诗歌气象的开启，都曾有过各自不同的有益影响和贡献。
盛唐诗歌气象的出现，是以一些卓越诗人的出现为标志的。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便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等，其次则有张九龄、崔颢、王翰、崔曙、祖咏、储光羲、王湾、刘眘虚、常建等。盛唐诗歌是与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李白以他那高旷的胸怀和丰富的想象，尽情地讴歌和赞美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写了他的政治抱负、对时政的看法以及与友人间深厚真挚的友谊。他在乐府歌行、五七言绝句、五言律诗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极为灿烂的才华,尤以乐府与绝句的成就为高。杜甫忧国伤时，关心民生疾苦，有自己的政治理想，除了绝句另辟蹊径，引来后人的不同见解外，他在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长篇排律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为后人所仰视和仿效，他的诗作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他被称为中国诗歌的一位集大成者。如果说李白开辟了一种浪漫飘逸诗风的话，那么杜甫则开创了一种沉郁顿挫的诗风。
在盛唐诗人中，王维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代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之诗，其中选王维诗最多，遥遥领先。王维的诗才比较全面，在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五言与孟浩然均以清淡闲远为胜，人称王孟。其七律以密丽为主，与杜甫以疏气为主的七律对垒立异，恰成两派。其七绝与李白、王昌龄相抗衡，而五绝又与李白并峙千古，无人可及。他的诗善于造境，意境幽深，在张九龄之后，开创了一种以清淡雅秀为主的诗风。
与王、孟的田园诗风判然不同的，则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这些诗或写边塞风光的荒凉奇丽，或写戍边士卒的望乡思归，或写边地将士的征战之苦，都写得慷慨激昂，悲壮苍凉，令人百感交集，低回不已。外加情深意长的送别诗和含蓄婉丽的宫怨诸作，共同构成了盛唐诗歌的宏伟气象。
然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的爆发，随着李唐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的急剧变化，盛唐诗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多是一片衰飒哀叹之音，动荡乱世中的离散，一时成为中唐诗歌的主题。无论是大历前期的钱起、刘长卿，还是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等，甚至包括杜甫的一部分晚年诗作，几乎都是抒写流亡漂泊、离乡背井中的思家望乡之情，盛世时那些建立功名的雄心壮志和豪迈之情，已荡然无存。
直到中唐后期的元和年间，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逐一削平，失地的重新收复，社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才给诗人们带来了新的信心，诗坛也开始走出离散的阴影，出现了创伤之后的新气象。白居易所谓的诗到元和体变新，恐怕主要也是就区别于中唐前期的大历年间的诗风而言的。此时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或自成风格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孟郊、张籍、王建、杨巨源、李绅、贾岛、姚合、李贺等，其阵容直欲与盛唐诸公相颉颃。其中白居易、元稹主要是继承与发扬杜甫的现实诗风，关心民生疾苦，倡导新乐府，张籍、王建、李绅等都是这方面的同路人，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官僚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而对社会底层的各类弱势群体和民众的痛苦生活则又给予了无限的同情与关怀。他们也因此而分别被并称为元白和张王。
与元白诗风截然不同的另一大流派，便是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孟诗派。他们志在复古，以写古诗为多，其成就与名篇也多集中在五七言古诗。贾岛、李贺等尽管都以苦吟得名，自成风格，但基本上都由此派生而出。卢仝、刘叉的成就与影响某种意义上不如贾岛、李贺，其诗风也多受韩愈影响。
然在元白韩孟两大诗派之外，仍有一些优秀诗人，如刘禹锡、柳宗元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因共同参加永贞政治革新，又以诗文驰名于当时而被称为刘柳。其实两人诗风各异，刘以骨力见长，柳以清淡为主；刘以七言律绝著称，柳似以五言为更工。凡此，都给中唐后期的诗坛带来了新的繁盛景象。
可惜元和中兴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唐宪宗被宦官所杀，宦官权势益重局面的形成，唐王朝马上又进入衰微期，内乱外患严重，使得晚唐诗坛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与元和、长庆年间的诗风又有了许多新的不同。约略说来，晚唐诗风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哀叹之音较多。这无疑与唐王朝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有关。李商隐、许浑、韦庄、韩偓、高蟾、罗隐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即使像杜牧这样一个性情旷达、豪放不羁的人，也常常要发出一些为唐王朝衰败命运担忧的沉痛感叹。其次是怀古、咏史之作增多。怀古、咏史之作，在初、盛唐时数量甚少，在杜甫笔下也仅有《咏怀古迹五首》等少数篇什，到了刘禹锡手中，数量才有所增多，出现了《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金陵怀古》《蜀先主庙》等一些名篇，但并未形成风气，只有到了晚唐才明显增加，蔚为大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刘沧、薛逢、胡曾、周昙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这恐怕也与唐王朝大厦将倾、危在旦夕的动荡政局有关。再次是咏物之作大兴。咏物诗虽然在初唐的李峤、王勃、骆宾王笔下出现过一些，而李峤尤多，但在盛唐、中唐并不流行，只有到了晚唐，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风行一时，李商隐、吴融、唐彦谦、罗隐、徐夤等都写有大量的咏物诗。郑谷、崔珏甚至因咏物诗而名重一时，分别因《鹧鸪》诗与《鸳鸯》诗而被人唤为郑鹧鸪与崔鸳鸯。这种荣耀在此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只有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过一个动人故事)。这或许与晚唐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不稳，诗人不便直言，故往往通过托物言志、咏物抒怀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绪有关。又次是爱情诗增多。在初、盛唐时，尽管名家辈出，高手林立，但爱情诗的数量相当少，只有边愁、闺思、宫怨中透出一些性苦闷或两地相思之情，即使像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一些杰出诗人，也很少有两性相慕的爱情诗。只有到了中唐元稹艳情诗的出现，才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至晚唐又出现了杜牧的狎妓诗、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韩偓的香奁诗，才真正改变了唐代缺少爱情诗的局面。此外，像唐彦谦、吴融、张泌等也都写过爱情诗，使唐诗的内容更为丰富，扩大了唐诗的题材，并直接孕育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与成熟。
毫无疑问，晚唐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数杜牧与李商隐，两人有小李杜之称。他们均擅长近体律绝，但杜牧名篇以七绝居多，而李商隐名篇以七律居多。其次则有温庭筠、张祜、许浑、赵嘏、薛逢、刘沧、郑谷、韦庄、韩偓、杜荀鹤、皮陆诸名家，都为晚唐诗坛增色不少。
总之，唐诗是一个整体，初、盛、中、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尽管各个时期气象不同，但都有自己的优秀诗人和名句名篇，不仅在中国诗歌发展中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而且对后世各代诗人产生过无穷无尽的影响。
据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共存唐诗48900多首，即使加上后人辑佚和补遗的，也不过5万多首。其中被大家所广为熟知的名篇，或可称为经典者，大约可在三五百首，即三百首至五百首之间。这个比例已是相当惊人了。如以五百首计，那么在一百首唐诗中，便有一首可列为经典(至少是被大家所熟知的)。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唐诗本身的魅力以外，又与后世各代选家对唐诗的反复收选密切相关。有些选本，如高棅的《唐诗品汇》、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等，就因为选评唐诗精当而使它们本身也已成为经典。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人们对唐诗的兴趣、选择与认同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诗在有些朝代曾一度盛传，但时过境迁，又寂然无声了。而还有些诗，不管在什么朝代，都受人喜爱，经久不衰，年积月累，便成为一种经典。
这里所选的两百余首唐诗，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而且基本上都堪称经典。为了尽可能适应当今读者的需要和兴趣，我在编选时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同样是名篇，我比较侧重于近体律诗和绝句。因为这些诗的形式或四句或八句，短小精悍，易记易背，便于理解，又是在唐代才开始兴盛起来的新体诗，读者容易接受，所以就多选了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著名的五七言古诗或长篇歌行，如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无家别》、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颀的《古从军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及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仍都加以选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诗篇，除了列有诗人小传，每首诗后均有注释和解读。
尽管本人长期研究唐诗，但本书的错误疏漏，在所难免。不当之处，还请各方批评指教。此书在撰写过程中，还曾得到我的两位研究生胡言午与蔡文健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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