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在《礼记正义》中有这样两句话: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又说: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有了婚姻，才有夫妻和比较确定的父母、子女关系，由此形成一个个代相传承的、大小不同的家庭。众多的家庭组成一个社会，于是又有民族和国家。所以，社会学家把婚姻、家庭和性，看成人类初级社会圈。婚姻又是一种社会行为，从配偶的选择，婚姻的确定、延续乃至破裂，既与个人，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婚姻质量的高低，以及男女成婚比例的大小等，又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乃至家庭，都把规范男女婚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必须遵行的道德约束。
我们讨论的清代婚姻关系，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不是男女个人的爱情和幸福，而是对上孝事父母尊长，以及繁衍教养子女。这是传统礼法的要求，也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期盼。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婚姻又有其严格的等级界限，并形成了许多成文不成文的规定。首先是良贱不得通婚；又如不同等级、不同集团存在不同的婚姻圈子。盛行于中上层家庭的门第婚，以及由门第婚发展而来的世婚制便应运而生。在这里，婚姻体现为财产和权力的结合，并将之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其次，男女择偶婚配，权在父母等长辈手中，这也是传统婚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明律》和《清律》都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若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除少数特殊者例外，没有父母等长辈做主的婚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有人写诗说:父母之命礼经传，婚姻私订南词有。(后一句也有作私订婚姻小说有)男女自订婚姻，只有在戏台和小说里，反映了人们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向往，才被大胆地加以说唱和描绘，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想象。
最后，当婚姻成立后，夫妻间名义上是平等的，即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但同时又有夫为妻纲之说，有的更明确指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既然嫁人后，女子以服从丈夫为天职，这就注定了夫妻关系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此原则指导下，丈夫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妾，借着名义出妻，妻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只能消极忍受，而且要为丈夫守贞持节，甚至不惜以身相殉，以表示从一不二。
上述的婚姻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时代特点的反映，是对妇女所要求的在家则为贤女，既嫁则为贤妻，嫁而生子则为贤母的道德准则在婚姻和夫妻关系中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只有遵循上述原则，婚姻才有规度，夫妻关系才能稳定，最后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
由于清代是我国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古代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经过长期积累、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不但全盘承袭了上述三条原则，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趋于严密，择要而言:
一是更加强调婚姻的契约规定。婚嫁需凭婚书，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口诺为信的做法仍在民间流行，至清代还是如此。为了加以规范，清朝的《会典》和《律例》同时明载:男女订婚，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又定，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有时男女两家要先出具请书、允书，待确认后，再开婚书。按官方颁行的婚书格式包括:籍贯，父祖三代姓名，男女行次、年庚，以及主婚人、冰媒见证人亲押。有的家族为了表示隆重，在受聘、成婚时，还要具帖到祠堂或祖宗牌位前焚香禀告。及至清朝晚期，国家更明确规定，婚书由政府发放，使其完全纳入法律的规范之中。
强调婚姻以契约为凭，而且不断趋于规范化: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双方家长、家族对子女、对本族男女终身大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后期，由于矛盾交织，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其中就包括了婚嫁方面的纠纷。强调婚嫁凭证，为的是在调解和官府审判时有据可依，实乃时代变化使然。
二是加强了对节妇、贞女的表彰。我国自宋以降，政府对贞节妇女的表彰就一代盛于一代，及至清朝，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旌表贞节，目的是强化妇女终身不二的婚姻伦理观，要求妻子永远忠诚于丈夫。在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不但受旌人数急剧上升，迄清末，已累计达百万之众，超过明朝很多很多倍，甚至比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总和还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片渲染声中，有人对如何做妻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二十七年(公元１６８８年)，清廷下诏对夫死妻子从殉的烈妇旌表做法实行永永严禁，理由是人命为重，轻生从死，事属反常，似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其实却别有深意。正如雍正帝胤禛所说:女人除了要尽妻责之外，还负有尽孝道和尽母责的重任，即需要代亡夫孝养公婆、教抚子女，治家立业。殉夫尽管壮烈，却是在逃避责任，所以不能旌表。再比如为了加重婚姻为承嗣的宣扬，清朝政府不但在法律上规定丈夫无子即可以出妻纳妾，而且动员舆论，把妻子主动为丈夫纳妾生子，作为妇女的至高美德予以褒扬。与此相反，对于妇女再嫁却极力贬斥，再嫁之妇不得随丈夫受封；儿子做官，推恩封赠，也不得及再醮母亲。有的家族还规定，女子再嫁无子嗣，在名分上只当以妾论，甚至不得写进族谱。如此等等，都说明在成婚后的夫妻关系中，妻子的义务就是服从再服从，这具体体现了妇人伏于人的伦理观。
但是在清代，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也在滋长。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是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加大。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归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与传统经济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嫁娶论财之风的蔓延。嫁娶论财，说白了亦即买卖婚姻，世界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时的中国亦不例外，只是在士绅阶层中，论财在礼法的掩盖下显得并不直露。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受到贱视的商贾之家因拥有财富而显赫起来。他们不满原先的法律束缚，率先冲破藩篱，以奢华为时尚，甚至攀附阅阀，出现以厚币缔姻高门的现象。此种现象凸显于明朝中叶，到清代其势头已不可抑制。婚姻论财对于传统的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造成了冲击，也促使原先按等级制原则确定的婚礼制度产生裂变。正像当时有人说的:今皂隶之家往往具仪卫，执事夹道，鸣金传呼，恬不为怪也。俗竞奢僭，尚为之坊哉。原来只有贵族品官才有资格享受的待遇，竟落到连归于贱籍的皂隶之家也可张扬于道的地步，相对凝固的关系被打进一个楔子。随着楔子的深入，缝隙也在变宽变深。从冲破等级制这一点看，婚姻论财，亦有其积极的一面。
婚嫁论财风气的蔓延也带来消极的内容。比如因女家苛索聘金，男家只得汲汲于妆奁的丰厚，加上婚礼讲排场，致使中人之家穷于应付，贫者则婚娶失时或不得良配，这也会给婚后的夫妻和家庭关系失和造成口实，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自婚嫁竞尚华侈而溺女之风遂盛。把溺女与婚嫁论财之风相联系，这也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社会变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如果说过去溺婴是基于贫穷，又重税难当，多系下层民众所为，那么因不堪婚嫁负担而溺婴者，就不仅限于下层民众了，不少中等小康家庭，甚至少数富有者也牵涉在内，使参与溺婴的层面更加扩大了。由于所溺多系女婴，在溺婴之风严重的地区，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矛盾亦更趋尖锐，给男子择偶造成新的困难。清代童养媳婚姻的普遍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为制止溺婴、补救日后婚娶困难所作的努力。至于清代文献中不断见到的夺寡、抢醮行为，尽管粗暴且触犯禁律，但多数亦系事出无奈，是男多女少、室女难聘所致。此外，屡屡见于政府案卷的丈夫出妻、卖妻和租典妻子，以及妇女背夫他嫁等行为的增多，也多与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相关。
二
由于婚姻的道德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制定的法律条文，体现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而各阶级、阶层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又决定了他们在对待这些规范和条文时，往往会有各种差异，于是便出现了在同一种情况下，因阶级不同，结果亦不一样的情况。仍以妇女的守节和再嫁为例。在清代，作为道德的主导方面和政府规定的旌表制度，对寡妇守节无疑是极力提倡的，许多女子也自觉不自觉、甘愿不甘愿地为此而献出个人的青春和希望。前述庞大的受旌队伍便是最好的证明。可是若深究人们对守节的态度，则可明显看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
绅士家庭把受旌看成家门的荣誉，妇女们自幼受此熏陶，视贞节为性命，从整体环境到个人的思想活动，全被传统礼教俘虏?即使年轻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挣扎着去做节妇、贞女。据我接触到的资料，绅士家庭虽不乏年轻寡妇，有的甚至还不到２０岁，却无一例再嫁的。然而这种做法，在下层百姓中的反响就颇不相同了。诚然，下层妇女也有守节不嫁的，有的也受到了旌表，但是有很多人不顾伦理束缚，选择了再嫁之路，特别是年轻无子女的寡妇，比例还相当大。根据我对某些族谱资料的抽样，３０岁以前寡妇的再嫁率竟占到总数的５８.３３％。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有夫死鲜守节；夫死妇多再醮，鲜有从一而终者，或妇人不以再嫁为耻的情况。
在寡妇再嫁中，还有一种叫叔就嫂的转房婚，亦即民族学家所称的收继婚。如兄死，嫂转嫁于小叔，也有弟死，弟妹转嫁与伯兄的。依照清朝的法律，寡妇再嫁虽不被提倡，却无禁条，可是对寡妇转房，则以伦理攸关，定男妇俱绞。律令昭昭，按理小民应无敢有再犯者，可是在民间不少地区，仍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转房的习俗，有的甚至还被写进族谱的族规中，得到家族的认可。再比如同姓为婚，亦被清律禁止: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是，也有百姓不惜触犯刑律和背上有违人伦的包袱而与同姓结亲。
为什么不同阶级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里既有道德宣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生活环境造就的。在中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少数上层官宦之家，他们既是三从四德的倡导者、鼓吹者，自然也应该是实践者。他们用牺牲妻女们青春的代价来换取家门的荣耀，并以此作为社会的表率。可是下层百姓不行，他们本来生活贫困，尤其是小家女子，一旦失去丈夫，往往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靠山。她们夫家不足倚，娘家不得归，只要不想殉死，选择再嫁就成为苟延生活的重要出路。正如人们所说:家贫窭，无以为活，始不得已而再嫁；更悲惨的还有:夫骸尚未入木，而此身已有所属，衣棺各项即指妇措办。是现实的生活迫使她们选择再嫁。
至于寡妇转房，对于未婚的小叔或亡妻的大伯，等于是少了一笔开销而能圆成家之梦，对寡嫂、寡弟妹则意味着既不致子女分离、家庭破碎，又有了新的依靠，所以尽管渎伦，仍为下层百姓所默许。至于同姓为婚，更多是反映了百姓生活圈的狭窄。他们不像当官或有钱者交际广泛，可以突破一区一隅，有机会向更多的人提亲相偶，而只能局限于几里、几十里范围之内，假若恰恰又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同姓为婚便很难避免。总之，是生活环境决定着对道德的取舍。在现实生活面前，僵死的伦理便显得无力了，何况这种伦理本来就充满着对人性的压抑。
在清人的婚姻行为中，也有一些并不牵涉伦理问题，更谈不上触犯禁律，可是在上层和下层之间同样存在着区别。以婚龄为例，据测定，清代全国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０２１岁，女子为１７１８岁。若按不同等级排列，就明显地呈现出差别。据抽样资料，在上层绅士家庭，女子初婚年龄与全国平均婚龄差别不大，，男子却要低２岁左右。上层男子除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在２０岁前已经成婚，而下层贫民男子有一半多是在２１岁后才结婚的。在女子中，尽管平均婚龄差别不大，可在１５岁以前(含１５岁)的低婚龄中，两者仍有不同。绅士家庭占２０.２２％，下层贫民为２９.７６％，较绅士家庭高出近１０个百分点。对于这种情况，有人归结说:大抵富家结婚男早于女，贫家结婚女早于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早婚早育早立业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因婚嫁需要可观的开销，富家子弟有能力做到，对下层贫民却是件大难事，这就形成不同阶级男子在婚龄上的差别。至于下层女子平均婚龄偏低，除了与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不协调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早嫁可省去一口吃食的观念。
童养媳婚姻和入赘婚本来是一种流行于下层百姓中的婚姻形式，特别是入赘婚，因赘婿地位低下，即使下层百姓也多不屑于此。即或如此，在一些绅士家庭，仍有选择童养媳和入赘婚的。绅士家庭的童养媳婚姻，多数是在原先聘定的基础上，因一方要外出做官、举家远迁，或因家里出现变故，需要将聘妻提前送领到夫家，是为了两家方便而采取的做法。入赘也一样，或基于婚娶方便，或为了就近照看，多数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做丈夫的既可住在妻家，也可随时将妻子领返自家；既无入赘契约，更不牵涉赘婿的身份问题。所以尽管同是童养媳和入赘女婿，但目的和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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