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书系·孔子的教师生涯_周勇_9787576062816

孔子及《论语》研究大都偏学理化，以各类现代概念或学术思想作为工具，展开复杂分析。与之不同，本书就是单纯再现孔子的教师生涯，细致考察孔子三十岁辞去基层行政职务以来，如何通过学习、备课、上课及日常言传身教，努力做好教师与教育工作，追溯孔子不同阶段的处境、行动与喜怒哀乐，揭示他在各种失败乃至致命打击中，如何逐渐成为举世公认的大教育家，以及他作为大教育家到底在追求什么。

前言从听歌开始本书书名很简单，只是想静下来去探寻：孔子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尤其作为教师，孔子一辈子曾追求什么，最后追求到什么。以下将对为何会去探寻这样的问题，以及怎样走入孔子的教师生涯，从中寻求解答，做一些简单但必要的交代，以进一步明确探寻方法及意义。一关于为何会去探寻孔子“一生何求”，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以下三点。首先，许多教师（包括本书作者）觉得，每天都很忙，忙了很多年，甚至忙到了中年，却不知道到底在忙什么。路上偶遇或参加约定聚会时，被人问起最近在忙啥，常常只能回“瞎忙”，说不清在忙啥。不久前，还有机会听到崔允漷教授把教师的这类日常状态，生动形象地概括为：“整天忙得要命，没有大观念，big idea，家在哪里，不知道，忙来忙去，都是离家出走。” 其次，孔子作为“教书匠的祖师爷”，也曾有过长期“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的迷惘忙碌状况。尤其孔子年近六旬，还在齐、卫、陈、宋等诸侯之间颠沛流离。流离至郑国时，孔子和子贡、颜渊等学生走散了。子贡去找，向郑国人打听。郑国人告诉他，东边城门口，有个人立在那，样子如何如何，描述完了，还加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找到老师后，把情况如实讲了一遍。孔子听了非但没骂，反而“欣然笑曰：……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郑国普通人不明白，孔子究竟为啥忙得犹如丧家之犬。孔子也不知道自己年近六旬，还在四处奔波忙碌，能忙出什么结果来。老子更曾直接告诫孔子，他的一切忙碌都是徒劳，还损耗身心，不利健康。然而，无论外界怎么不理解，或说不对，也不管最终能有何结果，哪怕徒劳，孔子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忙下去，而且没有今人的“退休”概念。这就让人好奇了，孔子究竟忙啥呢？尤其孔子一辈子主要是做教师，因此更想跟随他，探寻他在追求什么，并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答案，让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也能像他那样，即使忙得有如丧家之犬，也能知道除了工资、谋生外，自己到底在忙啥，甚至可以像孔子那样“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第三点原因是，过去三十年，看到古今许多孔子及《论语》研究著作，多是以太学术化的抽象方式理解孔子，诸如以孔子的话语为原料，生产“道学”“理学”，或建构现代的“哲学”体系、各种学科“思想”及“理论”。甚至写孔子传记，目的也是为生产、建构各类学术思想体系，很少像司马迁那样，就写他一生做了什么，有什么得失成败、喜怒哀乐。所以想通过本书，尝试在司马迁的基础上，以丁钢教授本世纪初以来一直提倡的“叙事”方式（而非学理分析建构），追寻孔子的教师生涯，顺着他的行动与喜怒哀乐，探寻他“一生何求”。二追随探寻，寻找答案，需要先确立适宜进路。更不能像一般采访，直接问孔子一辈子在追求啥，快不快乐。如此问，会让孔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本书认为，适宜进路是从孔子喜欢什么入手。进而言之，孔子忙碌，不知道能有什么结果，迷惘，仍继续忙碌，是缘于他有自己的喜欢甚至热爱。《论语》第一句话便说，孔子喜欢学习，热爱学习，还让他有了学生和朋友。人家不了解他，甚至误会他，心里默念一句“人不知而不愠”，就化解了。但喜欢学习，还太笼统。喜欢学什么呢？先秦民间流行的武功、剑术，贵族子弟必修的礼仪、驾车、射箭等，孔子都学过。但这些还不是孔子最喜欢学的，孔子最喜欢学的是音乐。本书即因这一点，认为把孔子喜欢音乐作为初始视角，从听歌出发，由此先感受一下他的喜欢与热爱，很适合走进孔子四十余年的教师生涯。很多时候，忙得疲惫到极点，仍没什么结果，孔子还能继续忙下去，就是靠喜欢音乐支撑下去。孔子甚至听到歌声，就来劲。在齐国时，因晏子和几位大夫从中阻隔，未获景公重用，孔子很沮丧。但就在齐国期间，孔子听到了梦寐以求的“韶乐”，便什么都不管，连喜欢吃肉也不吃了，埋头学了三个月，学会了韶乐。然后满意返回鲁国，等待下一轮四处奔波忙碌，一无所获。除了高贵的韶乐，民间世外闲人唱歌也能让孔子什么都不干，一定前去打探学习一番。如孔子刚流落到卫国，往田野一看，有个老人（即百岁隐士林类）正“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便对子贡说“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随即前往，替老师请教：“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问完，子贡又如实报告老师。孔子说他估计得没错，老人家果然值得前去打探学习一番，只是觉得他的音乐造诣还不够。有意思的是，之后，子贡突然厌学，跟老师请假，“愿有所息”，孔子马上回他“生无所息”，还指着不远处的坟墓说，到死的时候，就可以永远休息了。可见，音乐之于孔子的力量有多大。本来曾感到后悔的，和唱歌的世外高人聊过之后，便不后悔了，还勉励子贡一起继续奋斗，到死方休，虽然不知道到卫国后，能有何收获。有的高人了解孔子喜欢听歌，看到孔子从远处拖着疲惫身躯走来，往往会高歌一曲，藉此和孔子过过招，提醒他都老了，不必再忙了。但孔子只图听歌，听完又去忙碌。总之，从孔子喜欢什么，尤其从听歌开始，可以为走进孔子的教师生涯，询问他一生忙碌到底在追求什么，提供适宜进路。只是定好了从孔子喜欢什么（尤其是音乐）入手，还需考虑是不是要启用一些概念工具，以备梳理提炼孔子的解答。特别是古往今来有很多人曾研究孔子，更需要提前想好，如何对待古往今来那些熟悉的概念，避免被它们遮蔽视野，迷失已定进路，以为把熟悉的概念搬过来，直接解答孔子是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便可以了。三对于本书关心的问题，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忙碌一生在追求什么，古往今来已有大量研究。从诸多代表成果看，往往都是先选一个抽象的大概念，且背后各有目的，然后用大概念把孔子定死，认为孔子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并因为概念不一样，引发许多争论。最常见的是以“圣人”界定孔子，一生只为追求“仁道”或“天理”，和老子的道家及后来崛起的佛家均不同。另有的则说，孔子也有道家追求，证据如著名的“吾与点也”。清末以来，又有许多新概念。康有为说孔子是“改革家”，章太炎说孔子仅是“历史家”，没有康有为所说的“改制”野心。这里，表面的观点不同背后，其实是各自政治目的不一致。康有为当初因人微言轻，故想借孔子之名发起“变法”，章太炎则想阻之，他要发起的是和康有为“变法”完全不一样的“革命”。到胡适登台，则弄出“哲学”“哲学家”这些大概念，引发之后傅斯年出来说，先秦诸子均不是“哲学家”，而“是些方术家”，方术之一是“教书”。孔子便是以“教书”作为“职业”的“教书匠”，似乎教书匠不配做“哲学家”。总之，在瞧不起教书匠的傅斯年看来，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都不是“哲学家”。傅斯年留欧归来，有自家精英标准，不认同胡适、冯友兰搞什么“中国哲学史”，故特别提醒，诸子言论“在西洋皆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下之哲学，为什么我们反借来一个不相干的名词，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国人们身上呢？”胡适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倒是不写中国哲学史了，他以“思想”代替“哲学”，改为写中国思想史，这样便可避免傅斯年的致命学理质疑。傅斯年坚持西方哲学标准之余，没去体谅1917年以来大学已设置中国哲学史课程，有教授要靠写中国哲学史生存，或传播哲学提升国人思想。而且在大学新课程制度推动及胡适等人影响下，校园和社会上也开始有崇拜哲学的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哲学。至于傅斯年关心的太学术的问题，即先秦诸子有没有康德、黑格尔那样的西方哲学，读者并非一定也要考虑，或根本考虑不到，读了有“哲学”或“思想”收获便好。众多大概念中，最可靠的还是“君子”“礼乐”“仁”等《论语》本身的概念。但仅靠这些概念，仍很抽象，还要将它还原到孔子的喜欢与热爱。包括孔子做教育，备课、进行教学时，也不是仅靠“君子”“礼乐”“仁”等概念来设计，而是把这些概念涉及的具体人事，以及他对人事的真心关注，注入课程与教学，形成他的教育。他的课程、教学与教育因此能有生命力与感染力，而非抽象苍白的概念说教。同样，《论语》或《春秋》中的其他类型即消极否定意义的概念，如“小人”“斗筲之人”“乱臣贼子”，也无不包含孔子的厌恶乃至痛恨。诸多新概念建构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恰恰容易把孔子经历的事情及其引发的情感过滤掉。像胡适，就因看重思想，谈起解读《春秋》的三本经典时，便说“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记事的“左传最没有用”。是为典型的思想至上。但生产出来的思想又不统一：有的说，孔子有“自由”或“民主思想”，有的说没有，最多是“民本思想”。还有那句著名的孔子晚年自道，“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不必太拘泥于字面本身的概念，把各阶段的孔子定死。如硬说孔子四十岁时便不“困惑”了，然后又是各种解释，又总解释不通，不大会从孔子经历及情感入手，想这句话可能是孔子晚年高兴时随口自勉之语，并不是吹牛说自己四十岁就悟道了，进而也会不去体谅，孔子晚年实际有更大的困惑，否则怎会去研究“天文”与“天道”。一句话，就方法论而言，正如之前留意孔子喜欢听歌，本书就从孔子的喜欢与热爱入手，顺着他这个人在其教师生涯的遭遇，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以及他的喜怒哀乐，探寻孔子曾为追求什么忙碌一生，忙到如他说的那样，到死方休，甚至离世之前还不忘唱歌，让学生跟着落泪。四按上述进路与方法走入孔子的教师生涯，会让对孔子有什么“哲学”或“思想”感兴趣的人失望。好在已经有很多人写过孔子有什么“哲学”或“思想”，本书可以只叙述孔子“一生何求”。就此而言，本书担心的反而是，一不留神，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或思想便会对理解孔子“一生何求”造成干扰。尤其权威学者的哲学或思想，如之前提到的傅斯年，他希望孔子也有西方哲学那样的哲学，结果没有。进而言之，孔子没有傅氏看得上的哲学追求，所以不值得研究。本书作者就曾受影响，认为孔子没什么好研究的。此外，傅斯年还曾有一种现代“疑古”学术思想，认为孔子的言行，以及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有许多是汉儒乃至魏晋儒家伪造的。典籍如《孔子家语》，言行则如“删诗”。典籍如《孔子家语》的伪造问题，不难处理，即便如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所说，它是三国时王肃写的，而非《论语》那样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靠回忆编成，但不影响从中选择合乎孔子情理的记载，就像参考今人的传记，如钱穆的《孔子传》和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那本被胡适认为“最没用”的《左传》，更因对孔子周围发生的事情记载最多，所以会被本书列为最基本的参考文献。至于“诗三百”是不是孔子从三千多首诗歌中删出来的，稍微理一理也没什么问题。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或前提假设是，孔子看不起郑国、卫国一带的民间流行歌曲，既如此，他怎么会把“郑卫桑间”之类的诗歌选入“诗三百”。傅斯年就因这样想而认为，孔子没有“删诗三千以为三百”，删诗的说法“当作汉儒造作之论”。逻辑上，傅斯年的思想没毛病，加上又是胡适之后的学界新权威，很容易让人相信。但如此一来，孔子教诗时，如何认真备课，便无法研究。孔子多热爱诗教，多认真备课，竟从三千多首诗中挑出十分之一，更会被傅斯年认为是胡扯。但实际上傅斯年的删诗说，正是由现代常见的学术思想造成，即先固定好一些概念或观点，包括孔子歧视“郑卫桑间”，以及汉儒伪造典籍，从而便可抓住“诗三百”里有“郑卫桑间”，推出删诗不是孔子所为，孔子删诗乃汉儒故意说的，以增强其《诗经》说教的权威程度。但只要跳出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回到孔子本身，大可以这样认为，孔子虽然觉得“郑卫桑间”比不上“韶乐”，但放进来也可以让学生了解现实民情，知道哪些是“淫贱之声”“亡国之音”，为什么是。如此，也能做出更全面更有力量的诗教，而不是只让学生学韶乐，做温室里的花朵。这样想，孔子“删诗三千以为三百”，便说得通了。也能证明孔子备课的确认真，是真爱诗教，所以忙一点也心甘情愿。这样想，也比卷入傅斯年关心的学术版权考证官司，更有“教师专业发展”意义。何况对于怎么做好诗教，孔子的确操心，下了很大力气。不然何必老是对学生唠叨：“你们这帮小子，为什么不读诗啊？”弄得学生都记住了，把它写进《论语》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顺着孔子的遭遇与言行，而非先设定概念或观点。由此将发现，孔子一会儿说喜欢渴望这个，一会儿又喜欢渴望那个。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孔子感慨“吾与点也”，便发生于孔子七十岁时，狼狈忙碌了一生，是会想轻松洒脱点，但不必因此扯到孔子有老庄思想，然后想孔子是儒家，怎么能有老庄的喜欢。于是又只好认为，“吾与点也”不是孔子说的，是汉代的道家传人故意伪造，为了和儒家竞争，硬说连孔子也主张潇洒，超脱尘世。如此，都是用现代学术概念及思想纷争，把经历及内心世界均丰富的孔子定死了，甚至无动于衷到认为孔子忙了一辈子，都不能轻松洒脱一下。何况只是感慨一下梦想而已，感慨完了，孔子马上又得忙，三个被训的学生虽然跑了，但曾皙却留下来想多学点，问老师为什么笑话子路他们三个，孔子还得耐心解答。耐心解答完，孔子还得去编没编完的《春秋》。然后又因为担心子路，还要单独找子路聊天。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已年逾六旬，言志时，还是勇猛如初，缺根筋。如此下去，孔子担心这位跟随最久的弟子早晚要出事，所以必须单独找子路聊一聊。一来，说下自己这辈子的失败；二来，提醒弟子不要有勇无谋。这些才是日常真实的教师孔子，而非什么概念塑造的固定机械人。我们也一样，有各种操心的事放不下，忙个不停。所以把操心哪些事理理清楚才是根本。这样想，之前的概念干扰担忧便没有了，就可以安心追随孔子的教师生涯，探寻解答他“一生何求”，并顺着各时期他操心的事，他的喜怒哀乐，体验一下何谓忙得有如丧家之犬，一无所获，也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临了还高歌一曲。

爱学习与做教师一学生记得，老师说自己十五岁开始“志于学”，家里条件也不好，“吾少也贱”。这些都很实在，看不到多少非凡天赋。不像他千年之后的大传人朱熹，学生写传记时，说老师上小学之前，就有令人吃惊的“天理”兴趣，影响之大，以至今日的传记，还有纪录片，仍在流传朱熹幼年时的神奇理学天赋：朱熹五岁的时候，（父亲）朱松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啊。”朱熹问：“那天的上面又是什么呢？”朱松大为吃惊，一时竟无以回答。学生喜欢将朱熹视为上天派来解答天理的圣人，而且朱熹的天理答案来自孔子的仁义，孔子为朱熹建构理学提供了天理源头。这样写，的确够神奇，难怪有人喜欢书写这种千年学术传承。但就孔子而言，确实看不到儿时有什么惊人天赋，连五岁时的记录都没有。只看到司马迁说，孔子十五岁前，“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仅是表明孔子少年时，喜欢学祭祀等重要礼仪，即使少年孔子很会打架，也不和那些顽童胡乱打闹。孔子和母亲颜氏在颜家庄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孔子有生父，名孔纥（字叔梁，又称叔梁纥），但母亲不是生父明媒正娶，孔家不认，且孔子三岁时，生父便去世。孔子“少孤”，热爱且认真学习礼仪，是他的出路所在。所以司马迁写孔子少年时“陈俎豆，设礼容”算得上客观描述，却引来元代理学家程复心读到这句话，觉得司马迁所写无法凸显孔子“圣人”天赋，便在“为儿嬉戏”前面加上“六岁”，未超过朱熹，又在“设礼容”后加上“群儿化效，相与既让，名闻列国”。理学家的崇圣苦心可以理解，但终不如司马迁客观，更不如其崇拜对象孔子本人实在，就说自己十五岁开始爱学习，以求得上升，改变“少贱”与“少孤”。这样说，这样想，没什么丢人的。因为要上进，十六七岁时，孔子还做了件比爱学习更重要的大事。母亲去世，孔子没有将母亲葬于颜家庄，而是想让母亲与生父合葬一处。生父属于下层贵族，即“士”阶层，生前系孟孙氏“家臣”，在孟孙氏属地陬邑做大夫。如能合葬，便实现了认祖归宗，便可升入士阶层。孔子知道生父葬于防山，但那时坟墓“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母亲生前也从未告诉孔子生父墓葬位置，或许母亲也不知道。具体哪一块地是孔子生父的，只有生父家族人知道。怎么办？孔子怎么才能知道？如李硕所言，少年孔子最终“把母亲的棺材放到了大路‘五父之衢’边”。“五父之衢在鲁国很著名，是都城曲阜东郊外的一条大道，常常举行集体政治活动，比较热闹”。“时人见之，谓不知礼”。爱学礼仪的少年孔子并非不知道此举违礼，但他不管，他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下违礼，如此才能引起孔家注意，来收拾局面。很难还原十几岁的少年是怎么想出这一招的，可谓惊世骇俗。或许就是孔子自己豁出去了，母亲家族出的主意也有可能。无论怎样，结果很好，孔家那边派人来收拾了，“然后往合葬于防”，即曲阜东边的防山。是为孔子做教师前干成的一件大事，孔子，这个在外婆家长大的小孩，自此由颜家的贫农跃进了士阶层。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士，并无官方证明，但孔子却可以藉此给自己注入更大的学习动力，因为认祖归宗了，便立即可以和孔门有谱可查的辉煌家族史连接上：六世祖是宋国公室之一，先祖更是被誉为圣人的商朝名臣微子。家族历史如此辉煌，怎能不认真把周礼学好？一般贫寒学子十几岁时，如果也突然经历认祖归宗，发现祖宗何等荣耀，大概也会像孔子那样“志于学”。也许孔子十五岁时，不像颜家庄顽童们那样喜欢胡乱打闹，而是喜欢认真自学祭祖，就是为了等一天可以认祖归宗。或者说，认祖归宗，摆脱贫寒，是其十五岁前后“志于学”的内在动力。有的学者说“志于学”，就是志于道，志于传承文化。如此概括“志于学”的动力或目的，当然不是错的，但终究太急了点，忽视了孔子要到很晚，到流浪途中生命受到威胁，才把传承弘扬周公的西周礼乐文化视为天命，进而认为自己不会死。少年时，孔子没意识到自己的志向就是传道，他还没接触老子提出的“道”概念，或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世间来传承弘扬周礼的。像朱熹五岁就思考天上之理的传奇故事，孔子也没有。孔子实在，对学生简单说一下自己当年爱学习，就够了。爱学什么，不用展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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