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和真相：“说真话”的演讲1982—1983_[法]米歇尔·福柯著潘培庆译_9787100222235

本书完整收录并精心汇编了福柯关于这一概念的论述，包括1982年5月在格勒诺布尔大学以说真话为题的讲座以及1983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话语和真相研讨班上的六场系列演讲。其中,福柯考察了说真话在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思想中的演变，并试图通过对古代智慧的解读，追溯西方社会批判态度的谱系，进而重新定位哲学的当代角色，开启实践哲学的新篇章。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一次授课《说真话的勇气》尚未出版，在国内学人中就引起了不小兴趣。说真话这个主题从古希腊到今天都是爱智者必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像格罗（Gros）所说：1984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最后的课程。年初时，他的身体非常衰弱，只能在2月开始讲课，3月末结束。他在学院中公开说的最后的话是：太晚了。好吧，谢谢！他随后在6月辞世，为这次课程抹上了一丝特殊的笔墨，很明显，人们都想在这里读出某种哲学的遗嘱。而课程也确实给人这种想法，因为福柯回到了苏格拉底，回到了哲学的根源，他决定记录下其批判工作的整体性。福柯的哲学始终围绕主体的建构问题展开，然而在早期，其主体理论与其说是分析主体的建构过程，不如说是拆解主体。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课中，他开始重新严肃面对主体建构的伦理问题。

起点是对古希腊的直言（parrsia）概念所作的分析，直言的特点并不仅仅就内容而言是说话者真实的言语，真的关键也不是话语的内容，而是主体个人与话语所构建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政治角度而言，之所以会出现直言这个重要的概念，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之中，主体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遭遇到了困难，如果他说出真话，将会遇到各种考验和危险：最轻的程度是破坏了朋友之间的关系，最严重的则可能因此丧失生命。只有在这种危险的条件下，才有所谓敢于直言的问题。就像柏拉图对狄俄尼修斯一世说了很多真话，刺痛了这位独裁者，以致打算杀掉柏拉图，柏拉图明知危险，还是坦然说出来。这类谏言在中国历史中也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此时，直言的关键在于主体对自己的塑造，按照古希腊的术语就是关心、照管自己（epimeleia heautou），如果按照中国的术语，就是修身。

对于今天对思想史和历史的回顾来说，当时的真话的内容是什么已经无足轻重，魏征到底对唐太宗说过些什么，并不那么重要，真正有意义的是，说真话的态度是如何参与到个体的生命实践和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让这样的勇气复活，这才是为什么说真话这个主题之所以从古到今都在人类行为中极端重要的原因。福柯对于直言的分析涉及三个方面：对说真话（véridiction）方式的分析、对治理术（techniques de gouvernementalité）的研究和对自我实践的识别。其实我一直想要呈现的就是说真话方式、治理术和自我实践这三者的衔接之处。在这里，个人伦理与民主政治的链接点就是，个人在公共空间中说真话的勇气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否则后者就无法有效。一般人以为民主政治本质上必然有利于言论自由或者说说真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就已经对此提出了很多批评：民主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伦理的区分（différenciation éthique），也就是说民主体制中任何人都可以胡言乱语，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利益影响舆论，而并不需要承担责任。民主体制中不再有价值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话语，舆论参与者之间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价值的实现的反面就是消除了价值本身的可能性，因为价值必须有高低上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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