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世间有许多关于桥梁的精美篇章，娓娓述说着建造的艺术、神话与传说，以及桥梁的文学艺术价值。然而，极少有这么一本书，深入思考桥之于人的生命体验。不知人们建造桥梁或在桥上穿行之时，到底在想什么？又是什么使得桥之所以为桥？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都与自己的家庭、事业和曾经走过的道路紧密相连。21世纪以来，这条纽带不断延伸，与无穷无尽的网络和日常环环相扣，促进了人际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另一方面，极度开放也意味着失控。缺乏界限与毫无限制的开放如此令人不安，人们不禁发出了限制沟通的呼声。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联系越密切，我们越容易对外界的来访感到焦虑；连接人心的桥梁反倒成了交流的障碍。门外，一道道桥沟通天下；内心深处，我们的主观世界究竟想要建起怎样的桥？桥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想想，桥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有人说，桥梁如此超凡脱俗，必是天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中时有桥的影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写道：仁慈的真主第一次创世时，地球像一块精雕细琢的平板，光滑而平整，令魔鬼又妒又恨。最初，地球如上帝手捏之物，潮湿而柔软，好似未出炉的泥土。魔鬼偷走地球，用指甲在土地上划出深深的裂纹。魔鬼的蹂躏造就了沟壑与河流，阻隔了上帝创造的生灵。于是，上帝派下天使，在裂缝上张开翅膀，让人类渡过沟壑，愉悦地生活在一起。从此，人们从天使那里学会了造桥。他们认为，继喷泉之外，造桥也是极大的祝福，而阻人造桥则是莫大的罪过。桥梁是神圣的礼物，足以修复恶魔的破坏。
也有人说，大自然布满不可逾越的河流、不可攀登的山峰，一切存在皆有来由；不知何等邪恶的力量才能飞架高桥，干涉自然的秩序，满足人类的欲望。弥尔顿认为，这是人类失去乐园的根源。他这般描述道：人类世界如同链子末端的吊坠，快活地悬于天堂之下，不料撒旦突然改变了人间与天堂的完美关系。他穿过混沌的黑暗，从地狱摸索到地球，途中造了一座桥，顺着桥把自己的孩子罪恶与死亡带向人间。正是这最初的移民，为人类世界带来了竞争与分歧、骄傲与难耐的欲望。弥尔顿的思想有点偏激，他不赞同罗马教皇对英国的态度，加之古罗马语中教皇一词的本意是最伟大的造桥大师，因此《失乐园》中对桥的评价并不高，颇有向当时的造桥大师罗马教皇发泄敌意之嫌。其实，早在弥尔顿之前的几个世纪，即使最谦逊的欧洲天主教徒也曾将危险的山间桥称为魔鬼之桥，一道歪歪扭扭、摇摇欲坠的小桥横跨天险，多么生硬、多么傲慢、多么危险。
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也大相径庭，真不知到底是天使之桥，还是魔鬼之桥；是实体之桥，还是精神之桥。世间第一座桥也许只是小溪上横着的一截木头，便于人们去远方寻找食物。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我出生的土耳其伊兹密尔市有着世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的桥卡雷凡大桥。大桥建成于公元前850年左右，据说荷马小时候曾经来过此地。1856年12月20日，赫尔曼·麦尔维尔在日记中写道：近三千年来，桥上骆驼、马匹、骡子和驴子组成的队伍连绵不断。西行的商队走到这里，便到达了古代最长、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亚述古道的终点。亚述古道绵延2500千米，西起帝国首都苏萨，东至士麦那港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这个新名字到如今也已经叫了几百年。然而，沿着亚述古道将商品运到地中海的船上，还需要穿过士麦那市郊区窄窄的梅莱斯河，于是人们架起了一座单拱石板桥，取名卡雷凡大桥，这座桥至今仍静静地矗立于此。
桥虽小却意义重大，连接广袤的海陆，沟通公路与船舶。自公元前850年以来的几千年间，其社会经济意义不断增强，如今每天有38万辆车通过伊兹密尔北部三座巨型吊桥，穿行于欧亚大陆之间。
与实体桥梁相比，精神的桥梁不那么显眼，但同样至关重要。宗教之桥通过崇拜和仪式，将信徒与人间之外的领域连接起来。例如本书第一章神之造桥中研究了精神桥梁的不同形式，从美洲土著的彩虹到中日传说中牛郎织女的鹊桥。文学之桥，将读者带入思想的境遇，本书第五章强调文辞之桥，尤其关注散文与诗性表达，认为表达方式越有新意、越经过深思熟虑，就越能超越词语本身的意义，深入描述隐喻的内涵（隐喻一词在古语中的本意就是意义的让渡）。隐喻的追寻之中涌现出许多双语和跨语言作家，本书将在海桥与自我一章中进行专题讨论，通过研究亚得里亚海的跨文化空间，发现看似简单直接的自我表达，本质上却回避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智性协调。
音乐之桥与文学之桥类似，也有助于建立和强化人际关系。音乐之桥一章中以蓝调音乐为例，探索音乐跨越性别、种族和大陆界限的历史起伏。该章初始就将音乐当作普通的听觉现象，从感觉上将不在场的事物拉近，允许身体通过声音来进入其主体性。这本书还讨论了其他类型的桥，包括桥在伦理、情感和哲学方面的变体。
实体之桥与精神之桥之间，就像神性之桥与魔性之桥一样界限模糊。商业之桥与战争之桥比柏拉图或康德的著作对人类思维的影响更大。罗马巨大的石桥不仅将兵力推进欧洲，而且植入了世界之都（caput mundi）的意识形态。海桥与自我和桥上的兄弟与敌人这两章认为，文化交流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集体立场形成的基础，又是其挑战，尤其是在有争议或者共享的领土上，例如南斯拉夫战争时期的巴尔干地区，或者奥斯曼土耳其与其基督教邻国之间纠纷不断的边境。断桥一章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实体桥梁，冷战建起围墙，以及欧盟重新搭桥的故事。虽说欧盟目前仅处于防御姿态，但仍不断通过与伟大的竞争者们合作，搭建实体与象征的巨桥来辐射其影响力。每一座桥梁，同时兼具物质与精神属性。
更进一步，文化本身就是一座桥，一座由成千上万连接构件组成的桥。哲学家尼采将人生比作深渊上的悬绳，一头连着原始自然，另一头则是人类期待的自然。人类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产物，与其说是像一道由无数拉紧的线编织成的悬绳，不如说是绳上的过客。我们不喜欢走钢丝，比起摇摇晃晃的悬绳，宁愿待在稳固踏实的地方；可惜人类没有选择，无人能够孤立地生存，人类社会的核心就是沟通，桥梁不可或缺。我们不能选择是否造桥，只能选择如何更有效地连接，例如要造多窄多宽的桥？要建多少座桥？最终通向何方？这便是我们遭遇的驴桥中世纪思想家将解决数学问题中的关键步骤称为驴桥。造什么桥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自己身处的桥。桥上人生章节将桥这一过渡空间视为人生最终的居所。寻求救济与提供庇护的瞬间，人们的情感相连如桥。
艺术史学家约翰·罗斯金希望人们像阅读弥尔顿或但丁那样阅读建筑艺术。他在《威尼斯之石》（1853）中留下了阅读建筑的范本，启发两代读者从空间形态中发掘思想。后罗斯金时代全面解读桥梁的范例则是1909年一篇六页长的短文《桥与门》。文中，哲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从建筑学出发，通过概念、修辞与隐喻手段，逐渐超越桥梁的物质结构等形式特征，扩展到历史要素、文化关联与象征内涵，下面不妨简要介绍一下西梅尔的文章，看看桥如何通往历史、文化与象征。
西梅尔发现，桥、路、门、窗和墙都有一个共同点既连接空间，又分隔空间，从而激发不同的情感与思想水花，彰显各自的独特存在。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障碍物，可向内或向外转动，充满了动态感与戏剧效果，而墙却并非如此。西美尔继续写到，门可以打开或关闭，比单纯、无差别的墙，更具有强烈的禁闭感。人们往往诗意地说，墙是哑的，而门会说话。走出一扇门，就克服了一道禁锢，激活了自由，拥抱四面八方；而踏上一座桥，却只通往单一方向。虽然桥上行动是可逆的，但进门和出门的意味完全不同。
门内门外，又与窗内窗外大不一样。窗户只能由内而外地打开，且是部分开放，其意义在于向外看，而非向内看，还需要装上窗帘阻隔视线（荷兰某个著名景点不需要窗帘，里面的人不怕被看，或许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偷窥狂）。透过窗户的只有视线，不像门那样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一条路比一扇窗或者一道门连接的空间更广泛、更确定。西美尔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修路，他对后来兴起的动物认知研究所知不多，但注意到动物比人走得更远，走得很聪明，很不简单。动物与人类不同，出发点和到达点始终是割裂开来的两个点，并没有连接起来；人类却能在两地之间修建道路以便往返。早期人类完成了一个激进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象征性壮举把出发地与目的地连接在一起，并以大量类似行为表明我们是分久必合的生物。如此一来，即使两地相隔甚远，也可以从思想上连在一起。
人类克服地形分割最了不起的壮举，便是修筑桥梁。与道路不同，桥不仅克服了空间的被动分割，而且征服了大自然主动创造而充满戏剧性的大裂缝水体或峡谷。桥比其他建筑形式更有想象力、更巧妙、更人工化、更抽象，常常显得如诗如画，甚至超越现实。一座桥的概念与审美意义往往超越了实际功用，为抽象的结合赋予了可见的形式，强调着人类对自然的贡献。桥梁与相连的河岸之间的关系，不像房子与土地和地基之间的关系那样混乱，不像地基隐藏在房子下面，不容易看清。桥是一条特殊的路，不仅出发地和到达地同质，而且两者之间的整个空间也属于同一性质。就这样，一座桥以极其显眼的方式，将河流的两岸化为精神上的单一体，使运动凝聚成一个坚实的创造物；相形之下，窗户、门、道路与墙都无法产生类似的结合感。桥梁，令人类的连接之伟力跃然于形。
西梅尔的文章以大胆的笔触描摹建筑结构，追问人类认知的触动，鼓励读者进一步探索建筑的内涵。其中对墙的描写非常特殊，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讲了一个关于墙的奇妙故事。抄写员巴特比在华尔街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窗外对面大楼的墙，呆呆地，整个人就像一堵墙。每次，他的律师老板下达任务，他总是回答：我不想干。调任这份工作之前，他曾在邮局的死信通知办公室工作。干的什么活儿？很简单，如果一封信因为收件人去世而无法送达就成了死信，他的工作是回信给寄件人：很遗憾地通知您，某某先生已经去世。邮局里，巴特比始终围绕着一堵墙工作，把寄信人和收信人分开。故事结尾，巴特比死了，死在人称坟墓的监狱墙下。书中将墙与司法机构联系在一起，仿佛在提醒读者，墙的修辞如何进入政治领域。温迪·布朗在《围墙国家》一书中提到，某国公民如何通过在现实与幻想中与邻国隔离，来使自己的祖国变得伟大。
政治、心理和文学话语同样适用于卧室、走廊、地下室和阁楼。弗朗茨·卡夫卡特别在意窗户，不是为窗外风光着迷，而是为窗户特有的监控能力。卡夫卡的窗户将被观察者变成被监视的对象，人们漫步街头时经过的无数窗口，都成了追踪他们的监视器。建筑结构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其概念与文化表述。西梅尔等人对桥梁地理空间的阐释，吸引人们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和哲学角度去解读桥。从此，一个萌芽逐渐丰满，产生形象，发展为文学、绘画和哲学，进一步扩展为神话传说。墙是哑的，门在说话，而桥的声音比二者更嘹亮，也更符号化。
阿尔贝托·乔治·卡萨尼写过一本《桥的形象》，为更深层的桥梁研究提供了参考。这本书中，作为连接体的桥转变成符号或形象，但转换并非自动发生：只有当桥的内涵超越其视觉效果时，空间形态才转变为形象，不过几乎所有的桥都具有超越视觉的含义。
有历史的桥都带有一点象征色彩。修建金门大桥的目的是缓解旧金山湾的渡船交通，不料却在美国文明的陆地尽头，呈现出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宏大画卷，产生了更加深层而壮观的效果。另一方面，这座桥无意中成了自杀者们的首选，如今已很难摆脱这种印象。此外，金门大桥还不断展现着人类渺小与眼前海洋广阔之间的崇高矛盾。无论能否在人脑中产生生动的形象，桥始终充当着与外界联系的交点，本书第六章桥如绞架以及第一章都讨论了桥向外部延伸的意义。
桥的故事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造建筑都要多，每座桥至少有一个故事。据说，希腊的阿尔塔桥地基里埋着一个活人，以抵御大水；热那亚的莫兰迪桥，在当时（1967）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壮举，数百万意大利人从此通行于利古里亚的高速公路上，但大桥建成后不到五十年就轰然坍塌，带走了近四十条生命。这一事件引发的两个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一是桥梁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技术上激进的桥梁；其二就是意大利国家机构的失职。每一座桥，讲述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是历史。
通过人类联想，桥以具体的形象承载起抽象的意义，如超越、风险等，逐渐作为概念进入了思想与语言。建起桥梁，不造围墙！之前的几代人向我们传达着与当今截然不同的思想。他们说：不要过河拆桥，船到桥头自然直，或是桥下的河，改不了道。其中的概念意义很清楚：桥意味着过渡与合作，高效与便捷的协调，开放与互惠。然而，更加晦涩的是文学和艺术中广泛存在且充满雄辩意味的桥梁概念。那些看不见的桥，混淆了桥式连接与单纯的接触或互动。
更加高深微妙的层面上，道德承诺、情感纽带、想象力与智力关系相互结合，以理论和道德信仰为黏合剂，构建出类似实体桥梁的内涵。可以说，世间一切皆桥，包括水路与我们飞越的天空只要愿意将其理解为桥。可惜我们平素的理解方式通常是零散而局部的，缺乏桥式思维，很难将国与国之间的空间运输看作桥。桥式思维意味着积极跨越概念、文化和历史的鸿沟，一种思想在异国他乡扎根时，就成了一座桥；技术和社会机构亦然，且往往在着陆后适时改变功能，适应新环境。有些桥甚至无处可通，例如无人行走之桥：现实与情感对象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也许因为一开始对目的地的规划就是错的。
下面几章中，我将从不同的历史与艺术层面来介绍一系列不同的桥，这里暂且浅说一点桥的特征与原则，以充实前言。
桥梁形态来自分离的拓扑结构，以地质或地理文化边界为前提，有时也会跨越国境，例如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之间的苏恰特河（可惜以目前的政治现状，只怕乘筏子过河反而更容易些）。另一个例子是韩国与朝鲜之间的汉江河口，如今几乎无人渡江，修桥搭船都没戏。
桥梁不断抵消、抵制或克服着令其分裂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来自水流还是空气。桥梁将不相干的领土连接在一起，长久地连接下去。一座桥的互动非常有限，既不能中和两岸之间的差异，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综合体，仅仅只是将两岸扣成一对，而这正是结合的关键。
桥梁本身超越了两岸的差异，引向和谐融洽，成为两者之间的第三个空间或阶段，成为穿越边界的通道。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著名哲学散文《筑·居·思》中做了相关讨论，分析心理学家罗斯玛丽·戈登亦对此很感兴趣，可见桥式连接本身就是哲学思索的关键问题。
桥是坚实的，不像虚拟、液体与数字世界中的连接那样转瞬即逝，缺乏稳定性。过桥时，我们不是在水面上滑行，也不是踩在石头上桥下的支架或桥墩深深嵌入河床，否则水流可无法支撑一座桥。稳定多么重要，如果罗马城每隔五年或十年就变个样子，而不是以固定的建筑形态持续存在，人们无法随时返回，这样的罗马可还有往昔的荣光？注定朝来暮去的所在，永远无法成为建设的基础。一个世纪前，诗人保罗·瓦莱里曾饱受精神疾病之苦，他写道：中断、不连贯、惊奇是生活的常态。无所事事如同腐殖质，静静地、长久地留驻，却最终更有可能生发持久的关联。两千年前，朗吉努斯说：万物之伟大，在于有序的连结，形成了稳固的结构。
生活在罗马或博洛尼亚这样古老的城市，便与过去搭起了一座桥，不容易遗忘。当然，还有一些桥并不固定，例如可伸缩的桥、吊桥、被烧毁的桥等，可以参考以下规则来衡量这类桥：建立空间通道，需要首先理解其所处的空间。
一桥引向彼处，但并未与此地断开，人们总是能够回到原点。（再强调一遍，这种说法原则上正确，但亦有例外，如威尼斯通往死监的叹息桥，桥上走过的人将不再回来，除非成为一具尸体。）桥梁不是通往多条路径的门户，不是网关，不是植物的根茎，不是网络，也不是事物相交的界面，我们经历的一切皆可成桥。但越是如此，桥的存在感越稀薄，万物互联的世界几乎就是一个无法逃离的迷宫（labyrintha）。
踏上一座桥，就踏上了目的不甚明确的前程，若隐若现的目标推着我们往前走一定要过桥。公路旅行更容易即兴发挥，旅途一路开放；但桥的尽头却像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暗示着眼前的不完整，引导人们走上桥梁、开始渡河。一座桥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且是符号的符号，通往隐含的意义空间。
走过一座桥，意味着从熟悉走向陌生，这种设定本身就带有陌生感一个陌生的过渡，一个间隙、关联与共同的空间，走上了桥就面临着与此岸截然不同的境遇。创意写作便是如此，从熟悉的事实走向新的理解；阅读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新发现的陌生感带回日常生活。倾听之时，类似的变化也在悄然生发。例如音乐之桥一章中提到，听音乐的过程，就是对入耳的声音及其目的解码的过程。聆听、阅读和写作往复交织的空间就是思想的空间，我们遨游其间，想象、回忆并决定未来。
过去的经历也许将成为桥式事件。有些大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影响了许多人；但人世间大部分是小事，是微观的历史，没有超过一个人的一生，例如失恋、家人过世、移民、换工作等等。这些人生中的关键事件将生命形态转向另一个方向，但新的主观领域无法完全取代之前的所在，只能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人们拥
抱生活剧变、塑造新我之时，这些经历便成了桥，也可以称为桥式事件。
桥式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两端从此皆有改变。这种影响就像保罗·德勒·莫纳凯的雕塑《记忆与遗忘之间》（图0-1）所描绘的那样，雕像置于土地和水面的边界上，一个主体向两个方向凝视，过去的一部分早已遗忘封存，记忆却裹挟着过往向前奔流。桥梁为双向运动提供了基础，但没有人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你再次返回的土地也与之前离开的那片土地不一样了。曾经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现在也变得复杂。
桥是中介，却无法决定调解的条件，怎样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仍是巨大的挑战。1853年1月16日，亨利·戴维·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朋友即对手，分居河流两岸。他到底在谈谁？作为对手的朋友，还是作为朋友的对手？两种解读皆无不可，两种关系中的张力保持开放。尼采也曾以很有个性的方式讨论过这个问题：
生命中的某一刻，我们曾如此接近，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的友谊与兄弟之情，只有一座小小的天桥将我们分开。你即将踏上桥时，我问道：你想穿过天桥来找我吗？你犹豫了；我再次询问，你仍沉默不语。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阻隔了千山万水，想要再次相聚亦不可能。如今，一想到那座小桥，你便无言以对，忍不住啜泣与哀叹。
心灰意冷的年轻人杰尔吉·卢卡奇心里充满了疑惑：敌对的朋友之间既然能搭建桥梁，这座桥难道不会限制其行为规则吗？这位匈牙利哲学家如是写道：伦理是一座将我们分开的桥；我们在桥上来来去去，却总是回归自我，不曾遇见对方。一般来说，伦理意味着人们倾向于代表他人行事，而杰尔吉的忧心却是反直觉的。同时，伦理学也是一门规范性学科，常常固化为教条，规定人类互动的特定方式。最复杂而又最单一的人类经验总是强调伦理，令人们在该向谁忠诚的冲突中无所适从。以桥弥合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失，有些甚至被强化了。桥梁本身促成交流，承诺通过交流来解决分歧，却最终令人失望。
以上便是我从后文中提炼出来的思想框架，还需要具体案例进一步阐释。每一座桥所创造的机会和挑战都超越了建桥之前的设想；每一座桥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之时，也创造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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