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如何通过语言、文学和哲学，
逐渐发展自我意识，从神话世界迈向理性精神？
德国古典学家里程碑式著作，
从源头理解欧洲文明的诞生与发展，
以往昔的视角启发现代人重新思考理性、精神与自我。
★德国著名古典学家集大成之作，从源头理解欧洲文明
本书是古典学家布鲁诺·斯内尔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学界与普通读者中间皆享有声誉，是理解古希腊精神和西方思想发展的关键文献。书中描绘了古希腊人通过语言、文学和哲学逐渐发展自我意识，从神话思维迈向理性精神的探索历程。不仅全面呈现了古希腊的精神世界，也使现代读者得以借助往昔的视角重新思考理性、精神、自我等核心问题。
★坚持启蒙立场的忧患之书
本书虽以古希腊精神的发现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写作的关切不仅限于古典研究，而是立足现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思想史脉络。书中将希腊精神视为推动欧洲理性思维发展的积极力量，暗含着作者在战后对欧洲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于今日世界仍然富有启发。
★行文优美的学术随笔，革新研究范式的独创之作
本书以优美的随笔文风书写，在学术史上亦开辟了独特的研究路径。作者将语义学转化为精神史，在扎实的语文学研究基础上呈现出现代欧洲与古希腊思想之间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为后世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
译丛总序
文学与思想译丛这个名称，或许首先会让我们想到《思想录》一开篇，帕斯卡尔对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所做的细致区分。但在做出这一二分的同时，他又特别指出相互之间不可回避的关联：几何学家只要能有良好的洞见力，就都会是敏感的，而敏感的精神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自己不熟悉的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的。（《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页。） 历史的事实其实早就告诉我们，文学与思想的关联，从来就不是随意而偶然的遇合，而应该是一种天作之合。
柏拉图一生的写作，使用的大都是戏剧文体对话录，而不是如今哲学教授们被规定使用的文体论文；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既写作了剧作《智者纳坦》，也是对话录《恩斯特与法尔克》和格言体作品《论人类的教育》的作者；卢梭以小说《爱弥儿》《新爱洛伊丝》名世，也以《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现代政治哲学家。我们也不该忘记，思想如刀锋一样尖利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中讨论了那么多。
文学与哲学的对话关系；而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干脆写了一本书，题目即为《三个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甚至亚当·斯密也不仅仅写作了著名的《国富论》，还对文学修辞情有独钟。又比如，穆齐尔（Robert Musil）是小说家，却主张随笔主义；尼采是哲学家，但格外关注文体。
毋庸置疑，这些伟大的作者，无不自如地超越了学科与文体的规定性，高高地站在现代学科分际所形成的种种限制之上。他们用诗的语言言说哲学乃至形而上学，以此捍卫思想与情感的缜密与精微；他们又以理论语言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为我们理解所有诗与文学作品提供了富于各自特色的路线图和指南针。他们的诗中有哲学，他们的哲学中也有诗。同样地，在中国语境中，孔子的仁学必须置于这位圣者与学生对话的上下文中来理解；《孟子》《庄子》这些思想史的文本，事实上也都主要由一系列的故事组成。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当我们再次提到韩愈、欧阳修、鲁迅等人的名字，文学与思想的有机联系这一命题，就更增加了丰富的层面。
不必罗列太多个案。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可以置于最典型、最杰出成果之列的，或许应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红楼梦评论》，不仅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彰显了小说文体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性，而且创造性地将《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联系了起来，将文学（诗）与思想联系了起来。小说，在静庵先生的心目中不仅不小，不仅不只是引车卖浆者之流街谈巷议的小道，而且也对人生与生命意义做出了严肃提问甚至解答。现在看来，仅仅看到《红楼梦评论》乃是一则以西方思想解释中国文学经典的典范之作显然是不够的。它无疑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与更根本的存在问题以及真理问题的内在联系。而《摩罗诗力说》，也不仅仅是对外国文学史的一般介绍和研究，不仅仅提供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意义上的事实联系。通 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先生相对忽视了尼采、拜伦、雪莱等人哲学家和诗人的身份区别，而更加重视的是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尖锐批判和对现代性的深刻质疑。他所真正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召唤神思宗，从摩罗诗人那里汲取文学营养、获得精神共鸣，从而达到再造精神界之战士之目的。文学史，在鲁迅先生那里，因而既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也实际上构成了精神史本身。
我们策划这套文学与思想译丛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以拿来主义，激活对中国传统的再理解。这不只与文史哲不分家这一一般说法相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应该格外重视诗（文学）与经的联系，而《诗经》本身就是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揭示的那样，《诗》既有区别于《易》《书》《春秋》和《礼》而主言志的殊致：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同时，《诗》也与其他经典一样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大德，足以与天地并生，也与道不可分离（参《宗经》《原道》二篇）。
这样说，在一个学科日益分化、精细化的现代学术语境中，自然也有另外一层意思。提倡文学与思想的贯通性研究，固然并不排除以一定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进行文学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明确反对将文学置于真空之下，使其失去应该有的元气。比喻而言，知道水是H2O固然值得高兴，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此，不能忘记在文学的意义上，水更意味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味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意味着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总之，之所以要将文学与思想联系起来，与其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文学与英语意义上idea、thought或concept的关联 , 不如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文学与intellectual、intellectual history的渗透与交融关系，以及文学与德语意义上Geist（精神）、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乃至Zeitgeist（时代精神）的不可分割性。这里的思想，或如有学者所言，乃是罗伯特·穆齐尔意义上在爱之中的思想（thinking in love），既包含着逻辑思考，也是一种文学、宗教和日常教诲中的理解能力；既与思（mind）有关，也更与心（heart）与情（feeling）涵容。
而之所以在 intellectual 的意义上理解思想，当然既包含着对学科分际的反思，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于实证化或过于物质化（所谓重视知识生产）的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某种反悖。因为，无论如何，文学研究所最为关注的，乃是所罗门王曾经祈求上帝赐予的一颗智慧的心（un cur intelligent）（芬基尔克劳语）。
是的，文学与思想的贯通研究，既不应该只寻求智慧， 也不应该只片面地徒有空心，而应该祈求智慧的心。
译丛主编2020年7月再改于京西学思堂，时在庚子疫中
布鲁诺·斯内尔（Bruno Snell，18961986），20世纪德国古典学家，蒙森学会成员之一，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文学与哲学。著有《前柏拉图哲学中知识概念的诸种表达》《埃斯库罗斯悲剧的思想史地位》《希腊诗歌格律》，以及代表作《精神的发现》。其主编的《早期希腊史诗辞典》与参与编纂的《希腊悲剧残篇集成》至今是古典学界的重要文献。
译者简介：
陈郁忠，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中山大学德语系副教授，从事德语近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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