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_[德]科尔纳利·厄斯本著，李尚蓉、施田琪译_9787208194878

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里，德国致力于保护自身不受西欧广为传播的社会疫病生育率下降的损害。本书从追溯德国19世纪以来的人口政策讲起，集中分析了魏玛时期为应对出生率下降所进行的政策调整，阐述在面对这一人口危机时，一般认知中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如何通过引入政策法规刺激生育、调整人口结构，以及这种国家介入生育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与纳粹的生命之泉计划相勾连。作者对魏玛生育政策的讨论集中于四个方面：怀孕生产、性行为、避孕与堕胎，从而分述不同社会团体与政府内部各个派别如何基于各自的立场，为生育问题提供不同的解决路径。其中所包含的孕产妇福利计划和劳动保护法，将德国置于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的前沿，而开明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宽松的堕胎法也为德国女性提供了控制自己生活的新手段。然而，在上述政策的导向下，女性身体的政治化趋势也强化了国家干预公民个体行为的权力，以及每当民族处于某种种族衰落的危机时，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妇女权利的倾向。在国家与社会对生育的高度关注和持续介入之下，女性身体的控制权成为了各个社会和政治派别争夺和博弈的场域。

本书是一部特定时期下的身体史，在那个时期，身体已变得高度政治化。20 世纪头三十年，德国致力于保护其民族身体，即政治体，免受出生率下降这一影响了整个西欧社会之流行病的蹂躏。这一意图涉及对女性身体的干预，意味着德国妇女的性行为必须受到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生育出强大国家所需要的健康儿童。然而，生育政治化带来了民族身体与女性身体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一冲突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此外，本书分析了德国政府机构为调节人口数量和人口平衡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策略虽然符合整体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念，但并不完全契合个人的观点和意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妇女和家庭是四个与生育有关的政策的干预对象，从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到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分别是：孕产、性、避孕、堕胎。这展示了个人如何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尽管人口政策关注的是男性的身体尤其是在优生学方面但女性的身体才是其规训的主要目标，因为限制生育的决定主要由女性作出。并且，对于任何偏离道德规范的行为，女性都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责任。
19世纪末以来，德国官方对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下降和小型化家庭增多的回应集中在节育议题上，并认为这是恢复传统生育率和社会模式的手段。出生率下降除了其字面含义，还蕴含着阶级和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根本变化。同样，对妇女来说，节育不仅仅意味着少生孩子，还意味着免于非自愿怀孕和生育的自由。妇女获得生育控制权有多方面的意义，比如改善健康状况，摆脱家务劳动，提高职业地位和享受性愉悦的同时不必担心怀孕。正如琳达·戈登在其关于美国生育控制的开创性研究中所言，节育是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避孕有望最终消除妇女在生理上的唯一重大劣势（这里说的劣势不是指生育能力，而是无法控制生育能力）。
在本书中，节育包括所有避免非自愿怀孕的通行做法，即避孕、绝育和堕胎。它还涵盖生育控制的两个不同层面：个人生育选择和国家人口规划。
为应对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制定了人口政策。此时，国民生育率成为威廉二世政府衡量国家健康和活力的标准。由于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也意味着工业和军事实力的下降，当局制定了一套复杂的、以鼓励生育为目的的政策，尽管它未必符合逻辑。该政策标志着国家开始干预公民最私密的决定：性和生育，它也对妇女在德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魏玛的人口政策由一系列松散的临时措施组成，旨在有选择地控制生育，将关注重点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官方对家庭生活的干预。
但是，正如节育兼具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一样，人口政策虽然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制定的，但它对于个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负面地限制个人自由，魏玛的政策还通过提高孕妇的地位，为母亲及其子女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支持，使妇女及其家庭受益。由于母亲的身份不纯粹是一种负担，只要是自愿的，它也会成为妇女快乐和力量的源泉，因此必须将孕妇保护计划视为对妇女解放的重要贡献。因此，分析人口政策与魏玛宪法对性别平等的让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生育自决，以及研究为什么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控制政策成为如此热门的政治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最后，由于人们仍然倾向于将魏玛共和国理解为从帝国专制到纳粹独裁这一不间断发展过程中，一个有趣但短暂且无疾而终的插曲，本书尝试判断魏玛共和国的态度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之前的威廉二世政府和在此之后的纳粹政权。
目前，对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妇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时期。直到最近，魏玛共和国的妇女才出现在妇女运动研究以及有关妇女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研究中。本书将重点放在妇女作为生育者而非生产者的角色上，放在妇女的家庭地位而非公共地位上，意在填补德国史学界的空白。本书还重新评估了最近的一些观点，即妇女解放在魏玛时期进展甚微。这种悲观的描述与女性立法者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例如，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生育权利运动领导者阿黛尔·施赖伯提请人们注意妇女在出生率迅速下降的现象之下获得的好处。她称：这是妇女最伟大的非暴力革命，是将控制生命的钥匙牢牢掌握在母亲手中的革命。由此，被束缚的妇女成了主人，决定着家庭、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女政治家也认为，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孕育着新的性别和社会秩序的种子。她们认为，子女稀少意味着所有的母亲，无论已婚与否，都将得到公众的尊敬和回报。推行生育自由不仅能改善妇女的生活，还能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20世纪20年代，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满怀激情地发起了堕胎和避孕合法化运动，她们相信，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实现的。1968年，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激励着德国年轻女性发起了反对堕胎法的运动，从而开创了新的联邦德国妇女运动。近来的妇女史研究对生育问题缺乏关注，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生育问题对妇女进步的重要性不如经济和政治参与，这也是大众对魏玛女权主义普遍持否定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学家确实研究过人口变化和相应的人口规划，这不足为奇，因为帝国和魏玛时期的社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大多论述都集中在威廉二世时期，或局限于人口政策的某一特定方面，如优生学，而不是对总体问题进行研究。此外，他们通常不会对20世纪早期人口规划者的倾向提出质疑，即将人口视为抽象的社会经济因素，并进而将妇女视为有生育力的商品。有时，他们描述生育控制和节育技术发展的医学观点时也过于不加批判，而我们有必要明确认识到相关医学宣传册本身存在的偏见，以借此理解一个强大的医学道德政治思想体系的出现。此外，采用科学决定论的范式，将出生率下降归咎于新的家庭节育方法的引入也是值得商榷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已经证明，生育控制和生育自由不仅是技术议题，也是政治议题，本书希望为这一论点作出贡献。当愈发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使人们希望建立小型化家庭时，节育技术的首要作用是对民众压力的回应。
直到最近，人们才从性别角度分析德国的生育政策，对人口学家关于男性角色和国家角色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迄今为止，只有三项研究关注到了魏玛时期的性和生育监管问题，本书希望对这些研究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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