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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文所呈现给读者的，其内容实无须特别在前言中加以介绍。因此我在这序里所说的，会十分简短，同时主要限于介绍撰写时的背景，以及解释是书延迟出版的原因。
当英国使馆在北京设立了几个月之后，使馆人员普遍有一个感觉，便是应该在使馆设立并长驻在中国首都的初期（这是中英现代交往史中最重要的一页），便把每天发生的大事作记录，以备将来印行。我于是向普鲁斯爵士提到我存有一本日记，把每天我认为重要的事记了下来。普鲁斯爵士听后觉得很好，并毫无保留地准许我在建议的方式下加以利用。此后我便更加用心记述每一件事，即使很琐碎的事也是如此。我的用意是增加我在远方的同胞的知识，让他们知悉一个遥远而稀为人知的国家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心理特征，而这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是头一次有一小群英国人在那里居住。除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外，我同时也记述了其他人遇到的有趣和令人诧异的见闻。这些见闻，因我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是无法亲身遇到的。
但是，随手写一本日记，并要它不加修改便可出版，不是易事。因此我清楚地知道，每天写日记意味着在为自己日后的工作作积累，因为我需要在公开它之前重新拟写。这重订的工作，本打算在随军绕过好望角回到英国的航程中进行，因为那时我已积累了12个月的日记，同时亦估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修订。可是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这批英国军队从天津撤出后的目的地：它原定返回英国，现改为驰往江苏省执行军事行动。而当军士正疲于拯救上海附近的区域以免落入太平军之手时，一场霍乱瘟疫竟在士兵之间发生了。在这调防的整个过程中，皇家炮兵团、皇家工程兵团、第31团及第67团总共有220名士兵死亡，其中因战事死亡的只有9人而已。换句话说，在稍多于6个月的时间里，在参与战役的欧洲部队中，每100人中便有16人死亡。这情况，再加上其他有关的事务，使我不得不延搁这修订日记的额外工作。我一直等到1864年的夏天才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把这部日记修订得适宜出版。而我还要补充的是，这不定时的空间还得在我的医务工作的间隙中挤出来。
在一部不打算原封不动便发表的日记里，必然包含了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在日记正式出版之前必须予以删除。因此，当我完成了修订工作之后，我感到诧异的是，除了两三处之外，我基本上可以一字不易地重抄日记的内容。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我把中国人的性格涂抹得太美丽了。说我对中国人有偏爱，我绝对承认，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外间所知甚少，而且对他们的描绘，可称错误百出。既然我自知对中国人有好感，我因此小心翼翼地不让这些偏见影响到我，使我对不利于中国人评论的事情视而不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从我每天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描绘出中国人的真正面目。
在以下所叙述的事情中，全都可以反映中国人的性格。以我所知，只有一个例外，这例外恕我不能描述。如果读者有质疑的话，请容我问一句，有哪一个国家对相同的事的报道没有限制呢？罪恶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区别只是有些国家比其他的更为猖獗，而很多时候，在一个社会内，它较多集中于某个阶层。我曾在中国服役两段时期，中间相隔8年，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的判断给了我一个信念，便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绝对不是从那些有限的和不公平的观察中所得出此结论那么邪恶。相反，比较我们国民的下层和他们社会的下层来说，他们无疑更为守礼、严谨、勤劳和聪慧。我这个说法可能会招来讪笑，但这是我的信念，而我知道这也是许多比我更有经验和更有资格对这问题作出判断的人的信念。中国出现过残暴事件，而且许多时候规模很大，但世界上所有有坏人和有政治不满的地方都同样会出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有二三十万这样的坏蛋存在，便认为4亿的人都会犯上同样的罪恶，犹如中国人不能基于1864年的贝尔法斯特暴动便指控英国民众都是暴徒，或基督教信仰同样嗜血。因此，如果阅读本日记能够让人们用较为亲善的眼光，去看待以北京人和北直隶农民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性格，那我花在这本日记上的时间就没有白费。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很小心地交代所有消息的来源，读者将没有困难察觉它们的出处。对于日记中一些有趣和发人深省的事件，我非常感谢提供信息的朋友。如果我这试图填补关于中国文献某些空隙的努力能够得到广大公众称誉的话，我想这主要归功于那些就职于英使馆和法使馆的资深语言专家的帮助。我很高兴能够有幸结识他们。我特别感谢文翰先生（Mr. Wyndham），他现在是英国柏林使馆的二等秘书，是他鼓励我完成这部日记。他也很慷慨地提供了他的逼真的素描，让我用作本书的插图。
于加尔各答
186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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