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来，我的未来观
未来不可预测，然而，托夫勒、德鲁克等多位大人物都教导我们，未来可以创造！这首先需要充满活力的想象力，未来主义者们无疑都具有这种想象力。
创造了地球村一词的未来主义者麦克卢汉，却被更广泛地视为新媒体权威。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被赋予了多种解读，而我更喜欢用未来主义来解读：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创造出来当我们在创造未来的时候，媒介就成了信息，新闻就成了现实。这里谈论的是深度介入和行动！
更重要的是共生！我们在互联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线世界可能不是一个舒适的地球村，但肯定是共同编织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全球化生物群落在这里所有的进化，包括人造物的进化，都是共同进化。任何个体只有接近自己变化中的邻居，才能给自己带来变化。
同时，我们不再利用虚构来逃避现实，而是企图创造一种异质的现实。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鲍德里亚的思想涉及模拟（simulation）、符号交换（symbolic exchange）和超现实（hyperreality）等概念，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变化，他认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超现实状态，其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主张，当代社会已经超越了对真实性和真理的追求，进入了一种模拟和符号交换的时代。或许，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之间的全部区分已经过时，因为虚构已经变成了现实。
思想的憧憬永远超前于技术的可能性，并引领着技术发展的方向。麦克卢汉在互联网婴儿期所说的虚拟现实，仍然是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AR/VR）遥远的目的地。麦克卢汉的虚拟现实出发点，是后现代精神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现代性的本质是力图综合和控制一切，迷恋秩序和权力，强调理性、逻辑、真理、基础和本质。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化现代主义和社会经济现代性所做的批判和否定，它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创造性，强调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性。这几乎是真正互联网精神的全部！
希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与以往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麦克卢汉的重心在于现实带入和新社会的重建；而今天的AR/VR技术最多还只是一种游戏化的观看，只是人工虚构，还不是技术虚拟，因为那个虚构世界的开关仍然在人类手中。
而今天的社会网络技术在连接一切的技术乐观主义驱动下，无论是在技术手段还是在社会现实的维度，都已经造就了一种社会重建的可能性。笔者坚持：社会网络技术的重点，不在于使用AR/VR技术来还原所谓前互联网社会的逼真感，而在于现实地连接各种可能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和意义流动。
网络空间并非外在于我们的一个旅游景点或工作空间，而应将它理解成栖息在社会和人类个体当中，并且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一种空间，《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的作者约斯·穆尔将电脑和网络称为一种本体论机器，这种机器将所触及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从空间和时间架构上加以解构和重构。那么，元宇宙更甚。
我赞同麦克卢汉和穆尔直接以本体论看待技术的思路。电梯的发明，先于高楼的建造（林永青），城市的形状是由道路决定的（尼葛洛庞帝），既然技术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有了某种新技术就可以马上开始探索构建新社会的可能性。
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也坚称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造的；以人为中心开始构造。所以，重点是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现实和新社会，而不是模仿出一个逼真却外在于人的旧社会的副本。
共享社会的结构：价值流和自组织
热情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将美国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K)称为互联网教父，而我以为更恰当的称谓应当是互联网传教士（evangelist）教父通常手上握有等级制的权力组织，而KK没有；教父通常需要为帮会中的不同门派集团解决利益冲突，而KK没有；教父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暴力，而KK没有……教父是工业时代的典型产物，而KK信奉的是网络时代的数字社会主义。
KK认为数字社会主义运行在文化和经济领域至少目前如此。数字社会主义的关键词是社会化和共享。那么，这一共享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什么？是价值流和自组织。
价值流。先有想法流（心流），后有价值流。
想法流是学者彭特兰为新学科社会物理学构造的新词。通过在社会网络中持续地分享想法流，将新想法形成习惯，然后利用社会压力来加速和影响广大参与者的社会学习。彭特兰在MIT媒体实验室深受互联网前辈尼葛洛庞帝的影响，热衷于赛博格（cyborg，半机器人）和情感计算的研究，可以看出他的想法流接近大数据智能＋社会心理学的路数。于是，一种新社会的演进方式和构建方式初见端倪。
通过连接和接触，想法流解决了创造和生产的创新来源，加之互联网早就能够驾驭的价值交换，事就这样成了：能够持续带来行动力的想法流，就带来了价值流。
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强调，从系统角度看，价值就是关系。对价值流的解读还要从共生关系开始。共生关系中的各方行为不必对称或对等，事实上，生物学家早就发现，自然界几乎所有的共生或共栖同盟在相互依存中，必然有一方受惠更多这暗示了某种寄生状态。尽管一方有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有所失，但从总体上来说双方都是受益者，因此，价值契约持续生效。
现在从系统理论维度转向商业实践维度。当区块链网络被产业界大张旗鼓地称为价值互联网，今天在信息互联网的平台上已经实现了的产品流、资金流、数据流，再迭代加上差异化的信息流和知识流，也就实现了新经济价值流。
自组织的可能性。1651年，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托马斯·霍布斯宣称：只有在善意的中央集权的帮助下，才可能产生合作。这一政治学推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圭臬。霍布斯断言，没有自上而下的管理，就只会产生群体自私。不管经济体制如何，必须有强大的势力来推行政治利他主义。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表明，民意通达的社会可以在没有中央集权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出合作机制。再极端一些，个人利益也能够孕育出合作。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
在后工业化经济里，自发合作是常有的事情。今天被广泛采用的工业标准（如220伏电压、ASCII编码等），尤其是互联网这个史上最大的无政府形态的兴起，都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发协作的可能性与协作方式。
美国著名博弈论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将这种可能性称为不讲交情、不需要远见的合作。这其实是早就在鱼群、蚁群、蜂群中存在的大自然的冷规则，可适用于许多层面，并催生了自组织！当然，无论你是否愿意，某种程度的合作都是必需的。
自组织的另一核心的经济问题就是基本的权衡，生物必须在完善现有特质（比如跑得更快）和尝试新特质（比如长出翅膀）之间做出取舍。阿克塞尔罗德用医院做了一个类比：从单个病人的角度来讲，最好不要试用新药；但站在社会集合体的角度，新药实验是必要的。此处的隐喻其实是个网络治理问题：每个人必须在更方便的网络行为和个人隐私的保护之间做出取舍。
从共同协作再到共同进化，目的是多赢。这种新型的组织关系可以看成是多方共同进入的相互布道、相互施洗的社会网络。共同进化的关系，从寄生到结盟，本质上都具有信息的属性稳定的信息交流将它们焊接成单一的系统。信息的交流，无论目的如何，都为合作、自组织以及多赢结局开创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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