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道:参与、伦理和理念_李胜男方军_9787516432341

本书以乡村为操讨问题的时空领域，从农民参与的视角，对层政府治道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治道维度，为基层政府治理活动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二是以农民参与为视角，为乡村社会治理及其秩序维系提供主体性分析架构：三是对农村行政伦理及多镇公务员行政道德问题进行探讨；四是对乡村相关政策执行及其他热点问题进行研究。

自序 20世纪20年代以降，学者晏阳初、梁漱溟等就开始了乡村治理与建设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百年来，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和建设问题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入21世纪后，2004—2024年，中共中央又连续21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这为未来乡村治理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笔者生于乡村，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对乡村充满感情和依恋。求学及工作于城市以后，只是偶尔才回到乡村。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城乡情境的不断交叉变换中，对乡村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清晰。每次从城里回到乡村老家，心情都是愉悦的，思绪也会沉静下来。乡村似乎是一道防火墙，屏蔽了所有的烦恼、急躁、焦虑和忧愁。在乡村的家里，似乎才回归到从容的生活状态，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安逸恬静地生活着，甚至与左邻右舍打招呼也是清澈而纯粹的，没有任何人事与设防的牵绊。在如此美好的心灵体验中，笔者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经常思考如何面对乡村治理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以此为志业，努力守护心灵与精神的美好家园。礼失而求诸野，乡村存储着最为原始的传统文化基因和密码，也被嵌入了最为本源的文化—心理结构样式。乡村作为中华文化—文明最为独特的物理—人文时空存在体，承载了最为丰富与真实的人性—人情的展现和表达。笔者努力从治道视角对该存在体上发生的人和事进行诠释，也尽力从农民参与视角对在乡村场域发生的各类公共事项进行解读，以求理论研究能够越来越靠近客观实在的真貌。书中各篇文稿写作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撰写时的心理体验也各不相同，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客观照出笔者当时的思考和状态。敝帚自珍，笔者还是全部收录于此，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更加成熟和完善，进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绵薄之力。作者

一、治道概念溯源及其历史演进 1.治道概念溯源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概念，最早见于《墨子·兼爱中》，“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认为，天下治道的根本原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管子·侈靡》曰：“以政治道，则约杀子。”《荀子·正论》认为“乱今厚葬饰棺”之世俗情状“是不及知治道”造成的局面。荀子把当时猖獗的盗墓之风归咎于天下无道、治道失序。法家也经常使用治道概念。《韩非子·诡使》篇谓：“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韩非子·八经》篇说：“凡治天下，……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吕氏春秋·知度》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庄子对于治道的论述较为全面。《庄子·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庄子把对治道的理解分为九个层次，又将其概括为“治之道”和“治之具”两个层面。先秦时期，尽管含义有所差异，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杂家等学派均论及治道。秦汉以降，治道概念逐渐广为传用，儒家尤甚，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渐而形成一种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及至宋代，这一传统达到顶峰。自北宋中期以降，在王安石、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中，“治道”一词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宋史》中更是出现了65次，为“二十四史”之最。治道是宋代道学的核心关怀，并深刻影响后世学统和道统。 2.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黎红雷先生把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的‘原型’阶段、秦汉隋唐时期的‘成型’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转型’阶段。”“原型”阶段，在诸如“制礼作乐”“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中，传统治道奠定了自己的思想根基，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要素。“成型”阶段，在诸如“秦用法治”“黄老之治”“独尊儒术”“贞观之治”的变奏中，传统治道形成了“霸王道以杂之”的格局。“转型”阶段，在诸如“宋初新政变法”“道学建立”“破块启蒙”“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典型事件中，传统治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综上所述，“治道”一词已深深嵌入各家各派、经史子集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更是其典型代表。无论在政治—行政理论方面，还是在政治—行政实践方面，治道理念都已为政治决策者和行政策略实践者共同认可，治道理念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治道内涵涉及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有方面。在形而上层面，它包括诸如天道观之天心论、本体论、本源论，人道观之人性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在形而下层面，则包括诸如民心观、君道观、人才选拔观、礼法制度观、社会秩序观、经济发展观、人伦教化观、军事治边观等方面的内容。治道内涵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也是互相连接、辩证统一、互为映射的关系。学者们常常围绕诸如“天人关系”“道器关系”“名实关系”“有无关系”“动静关系”“知行关系”等议题展开关联性论述或讨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治道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并发挥着引导作用。 3.中国传统治道：道统与治统相结合传统治道概念包括“道统”和“治统”两个层面的含义，且“道统”引领并指导“治统”。“道统”指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方向，它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正当性的凭借，也是国家统治不成文的“宪法”，需要士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在与君王“共治”天下时，在弘道和卫道的过程中，时刻将此守护于心于行。“治统”则指国家具体事务性层面的行政—社会活动，是为了政府治理有序和社会维持有常而采取的具体方式和手段。“道统”是本、是体、是源，“治统”是末、是用、是流，“道统”高于并优于“治统”。从理论分析角度，我们可以把传统治道分为“道统”和“治统”两个层面，但在实际的政治—行政运作中，“道统”的精义和“治统”的意蕴是密不可分的。“道统”的基本原则和普遍规律就蕴藏在“治统”的具体行为和方式中，“治统”的实践操作和路径中又会处处彰显“道统”的价值追求。离开本源—本体的“道统”，“治统”将会因失去精神理念的内核而变得枯燥且苛刻；同样，离开具体形式的“治统”，“道统”也将因失去实践可操作的抓手而变得虚无缥缈。“道统”凸显价值理性的诉求，“治统”则彰显工具理性的旨归。在中国传统治道中，相对于工具理性的“治统”，拥有价值理性至高权威的“道统”处于统摄和导引的地位。两者之间体用、本末、源流的位次关系不可混淆，“道统”与“治统”的结合，也必须在此种位次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作为形而上的“道统”与形而下的“治统”，其实也是一种“道”与“器”的关系，“道”存“器”中，“器”载“道”义，两者须臾不可离。“道统”与“治统”相互融合、彼此映照，结合于“形”，即具象的实践理性活动。在具象的实践理性活动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充分融合，彼此互证互诠，价值理性精神得以饱满高扬，在价值理性精神规约下，工具理性的旨归也始终归于正途，并时刻诠释着价值理性的人文—人性内涵。至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融为一，“道统”与“治统”也统于一体。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