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官窑考_[英]白兰士敦_9787214282514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shou部系统探究明初官窑瓷器的著作。作者全面解析了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四朝官窑的生产概况、品种类型、装饰风格等，并提出了鉴别永宣瓷器的标准。书中不仅以款识、釉色、纹饰、器型为切入点，结合丰富史料与实物考据揭示各朝瓷器特质，更以20世纪初景德镇实地考察为基础，从胎骨、青花料、釉质、圈足等工艺层面深度剖析，探究了瓷器胎、釉、色形成的原因和技术手段。这部融合艺术史学、工艺技术、田野调查的跨学科著作，凭借其珍贵的图文档案与前沿研究方法，在西方艺术界引发轰动，重新定义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古陶瓷的认知体系，至今仍是该领域里程碑式的研究典范。

明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对于中国的瓷器，其实我们不用向前追溯太远。虽然有关瓷器的起源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故事，但是其中大多数细节都是令人困惑的、语焉不详的。如果一些在安阳被发现的商代器皿的烧造温度能够更高一些，那么中国的瓷器历史或许会提早到3000 年以前。
明代的瓷器积蓄着烧造者们的能量，穿越了500 年的历史长河，却仍旧带着当年浓郁的时代风味，似乎当年的制瓷者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到了真正的长生不老药。今天，这些瓷器的使用价值和实际意义都已然丧失，但它们仿佛有一种能力，能够把年代浓缩为数字，并在文字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获得永恒。
瓷器诞生于唐朝时的景德镇，当然也可能更早。青花瓷器则始烧于元朝，或者更早的宋朝。1
但是直到有明一朝，景德镇御窑厂才建立，这里的瓷器每年都要向皇家供奉。所以，我们会发现，景德镇正是从15世纪才声名鹊起的。曹昭在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的《格古要论》中有云：今白瓷者景德镇最佳，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这些瓷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皇家用瓷之需要。《浮梁县志》中记载，洪武二年（1369 年），御窑厂设于珠山之南，但《江西通志》则载御窑厂是洪武三十五年（1402 年）才设立的，实际上这一年也是建文帝的最后一年。洪武帝在位31年，建文帝也沿用了洪武的年号。无论怎样，这短短四年里的官窑瓷器是最不可能被流传下来的。
所以，从元代官家用的枢府釉盘子到精美绝伦的永乐脱胎碗的流转变迁轨迹，我们现在只能从一些民间瓷器或者随葬品的残瓷中发现端倪。
笔者见过口沿包铁、撇口，内饰龙、马、鸟、莲的小杯子，内龙纹外青花的靶杯，以及其他以泥浆（slip，一种泥和水的混合物）描绘纹饰的碗和杯盏，都没有落款。明太祖年号洪武，在他于1398 年驾崩之前，一直生活于南京的皇宫之中。他的孙子朱允炆继承了他的皇位，号建文。朱允炆在位期间，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对大臣放权，对外部事务漠不关心。此时，他的叔叔朱棣在北平拥兵自重，借助蒙古人的强盛兵力以及惠帝朱允炆的孱弱，最终攻打南京并很快占领了此地，摧毁了皇宫。
为了维护朱允炆的名誉，官方宣称对他的遗骸已经进行体面的官方葬礼。但更有传奇性的说法是，朱允炆通过秘密地下隧道，潜逃至广西、四川的山中寺庙做了和尚。当他的身份在1440 年显露后，据说被安排居住在北京，直到去世。
由于皇宫被毁，洪武或者建文的官窑瓷器应该不太可能幸存下来。又或者，洪武皇帝早已将明代早期的制瓷秘方带进了坟墓。
朱棣登基，年号永乐。他把首都选在北京是为了更好地监控蒙古人的一举一动。他在北京修建了新的皇宫、塔楼和城墙。他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在初登王位第一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便很快开始重建秩序，并使得国家走向一段繁荣昌盛的时期。只有一个拥有宏大视野和雄心壮志的人，才有自信建立北京这样的帝都。其实，永乐时期纤巧美丽的瓷碗上对凶猛嚣张的龙纹刻画，也足以表达出这位帝王的一些性格特征。
在大多数情况下，官窑瓷器的使用完全是根据皇帝的意志来决定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瓷器上的一些纹饰去一窥帝王个人的本性和喜好。尽管难以言表，但是将这些瓷器中的纹饰和史料进行交叉比对时，其结果是十分有趣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在宣德以前，给官窑瓷器书写年号的做法其实并不常见。尽管永乐甜白釉瓷器已经通过刻花或泥浆方式给瓷器添加了款识，但以青花给官窑瓷器添加款识的方式还并不为人所知晓。因此，我们只能从永宣两朝的同类青花制品来分辨永乐青花瓷。一些中国的文献对这些瓷器进行了归属分类，但是仅仅凭借文献来归类恐怕并不靠谱。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