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友朋尺牘》作爲《尺海》之一種，即將殺青付梓，爲之慶幸。柳和城兄終日與鍵盤、筆尖爲伴，歷時一年，畢此大功，謹表賀忱。
本書輯入張元濟先生與二百四十位友人的通信，共一千五百四十八件，收集宏富，是研究張元濟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獻集。以往多年整理出版的張元濟信札集，十之八九係張致友人信，因此本書從另一側面開闢了張元濟研究資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意義不言而喻。本書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所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手迹影印版）爲基礎，另行增加一些從其他途徑收集到的信件，也包含少量張元濟致友人信札。手迹影印版固然件件精確不誤，但各人字體差异很大，不易閲讀，有時甚至極難辨認，故有此整理排印本，查閲更爲便捷。
説實在的，張元濟先生對其本人的文獻資料不甚重視。我幼時開始學習寫字，也會亂塗幾筆兒童畫，問祖父討些草稿紙，而他給我的廢紙，今天回想起來，正面都是由華文打字機打滿文字的商務印書館便箋。一九五三年，他中風後卧病在床，想起收拾自己的文件，把卅五册《館事日記》稿本和大批友朋來信扔進了麻袋，打算送到廢品回收站。所幸顧廷龍先生來訪，見到麻袋，問明情由，認爲這些都是極爲重要的文獻，説你的日記及信件，不交圖書館保存，人家必駡我，隨即運往合衆圖書館保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起，先父張樹年先生做了不少資料整理工作，《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所載友朋來信原件他看過，做過初步整理，但因精力有限，未及抄録，衹是選了少量，用於他主編的《張元濟年譜》。
這本尺牘不僅給讀者展示了大量經過整理的往來信札，也展示了柳和城先生整理書札、文獻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科學的工作方法。首先，他的指導思想是把歷史文獻（此處指尺牘）完整、真實地展示給讀者，保持住歷史文獻的原真性，這是他從事整理工作的出發點。這既是尊重歷史、尊重作者，又是尊重歷史文獻守護人如顧廷龍先生等的最好體現。他對歷史文獻抱着敬畏的心態，而不是在整理工作中隨心所欲地增删、改篡，這是文獻整理工作者應有的心理素質和底綫。其次，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整理本中，可以讀懂他的具體做法:
一、 柳和城兄十分認真地在鍵盤上輸入信件裏的每一個文字，絶對不按主觀意志認定哪個字重要，哪個字不重要，從而把整理人主觀認爲不重要的字删去。譬如有的書信整理本，可能整理人認爲稱呼、敬語、署名等不重要而將其删去，但柳先生十分反感那樣的做法。
二、 對原文無法辨識的文字，不是隨意删去，或耍一點小聰明找出另一個字來作替代，而是老老實實地加一個缺字符號□，表示此處確有一個字存在，自己不能辨識，相信日後會有研究者把它辨識出來。
三、 對原文中的明顯錯誤，也不是提起紅筆一改了之，而是核定之後，或在後面用括號加注正字，或加注予以説明。
四、 當年老先生們寫信，一般不署書寫年份。和城兄熟悉張元濟生平經歷，就以此專長，盡可能對其作出考證。例如瞿啓甲的一封來信，寫信年月日不署隻字，他就從信中前日偕熙兒參預令侄孫女訂婚典禮一語，查閲張元濟致張樹源信，核定該訂婚典禮之年月日後，推定是信書寫日期。他的考證可圈可點之處還在於對考定的日期加括號，并在信後加注，説明考訂之依據。此種學風不僅僅是細緻踏實的，更是科學理性的，令人敬佩。
五、 張元濟先生閲讀友朋來信有一習慣，即在來信一角批注收信及復信之年月日，同時在信内隨看隨批記下回信要點。和城兄認爲，這些批語是信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與來信同等重要的内容，必須完整地把書信的真實面貌告訴讀者。很多復信今日已無法見到，批注的復信要點正是可用於填補空白的重要素材。而友人來信往往不署書寫年份，那麽批注的收件和回復日期可大大省却研究者用於考訂書寫日期的精力和時間。
柳和城先生的工作方法，可能有人不以爲意，認爲煩瑣，認爲死校，但我認爲這是正確的文獻整理工作理念的反映，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比起以往出版過的某些張元濟書信、文集整理本中隨意删除收信人稱呼、删除或篡改原文字句、删除友朋來信中張元濟原批文字者，其優劣昭顯，高下立判。
和城兄來電索序，以時間緊迫，僅將閲讀書稿之筆記略加梳理，撰成小文，祈和城兄勿責之粗率也。
二〇二二年秋於上海張人鳳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