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自然几乎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可人真的能完全融入自然吗？本书以苏轼为切入点，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人对自然的追求，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抵达，但正是在这种永不停歇、注定徒劳的追寻中，人的价值能得以凸显，苏轼的创作即是这种写照。
本书讨论了苏轼文学创作背后的佛、道等思想资源，又以苏轼对牡丹和名石的吟咏来阐发对自然美的争辩，最后落在他晚年和陶诗及丹学上。把苏轼几经贬谪的命运与各种带有象征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展现了苏轼的审美、创作以及他在有限的肉身与无限的自由之间的挣扎。
这本书原为作者在海外求学时写下的博士论文，后由经她亲自翻译回中文，同时又增补了一些内容，融合了西方宗教、哲学、思想史等诸多背景，带来一种贯通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把自然天成道法自然等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典范性审美标准。本书则挑战了这种传统中肯定自然的批评方式，提出自然与人为之间的绝对矛盾，人对自然的追寻犹如西西弗斯无休止的劳动，永远不能达到目的，但恰恰是这种永恒的徒劳，凸显出文学创作的超越性价值，而苏轼恰是这种超越性的生动体现。
再版序
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成的小书，问世十年之后，不知不觉居然要再版了，欣喜之余，诚惶诚恐，唯恐辜负读者们的厚爱。同时也不免有些羞愧：毕竟，自从博士毕业以后我研究的主要方向就从宋代转向了现代古典诗词，不再敢觍颜以苏轼学者自居了。所以这次再版，除了标题之外，再无润色修改，真有新瓶旧酒的嫌疑呢。
尽管不再做苏轼研究，这些年来我并不曾忘记东坡。相反，苏轼仿佛渐渐成了我借以思考自身境遇出处、理清万象纷繁的一种方法。去年衣若芬教授要出版大著《第一次遇见苏东坡》，请若干同好分享自己与东坡的故事，我也借此因缘，想起一件往事。
我曾经在梦里见过苏轼。中文版《自然之辩》出版前的某个夜半，我忽然到了一座青葱高耸的山上，见大学堂，学生读书，音声琅琅。堂上的先生，俨然就是东坡。我压抑住激动的心情，等到课后，恭敬地走到堂
前说：先生，可见到您了！东坡只是微微一笑，如同旧识，说：我们出去走走。我们一前一后散步到山顶，随即不知为什么，在清风里，相拥跳起了阿根廷探戈。
吾不复梦见东坡久矣，却常常想到这个梦。写东坡的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也许也是毕生最幼稚最纯粹的著作。我的研究从北宋转到了近现代，写作的笔触与调性变得更加沉重黑暗，生活当然也牵涉了更加复杂的人事政治。苏轼于我的意义，也悄然变化着。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我有时想：东坡会怎么做？许多话他本可以不说，许多事他本可以不做，许多人他本可以不得罪，但恰恰是那份知其不可而为、不患得患失的天真， 成就了天才以上的东坡。这世界上天才常有，不得意事也常十之八九，而东坡的不可及处，也许恰在他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什么不争也罢的清醒吧。
这段文字，是2024年4月份写的。此后的一年，世易时移， 风云变幻，我有时候想，其实北宋熙宁年间，又何尝不是祖宗之法面临外来和内部的严峻挑战，有效性遭遇质疑，导致在某些有识之士看来，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时代呢？苏轼所主张的，也可以说是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去意识形态化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条崖顶上的小径又何尝不因为不够纯粹而左支右绌，岌岌可危呢？有道德感者，大凡喜欢纯粹，反感调和，所有在危机时刻主张调和的声音总不免机会主义的嫌疑。但也许有时候，是否有原则有底线的调和也是勇气呢？划定这条底线，乃是大智大难。东坡的底线，大约就是什么是真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动真理吧。如果公共生活不能容许他不触及这条底线，那么他宁可选择流放，在文明与政治的边缘生存。他用诗歌所书写的自我真实，因此具备了在正史之外，注解历史、消解历史、重写历史的力量。
再说一句题外话。真实（authenticity）真真是个复杂的概念。最近让我思考的，还有社交媒体时代，民主政客的真实问题。我们生活在后英雄的历史时期。由于数字传媒所赋能的即时交流能力，选民们日益希望看到一个真人，而对各种传统传媒手段包装起来的假人（道德完人）充满怀疑。结果就是政客们通过不装的短视频、别字连篇的推特文、口无遮挡的公开讲演来表演自己的真。但正如我们凭什么要买票看邻居三岁小孩蹦蹦跳跳一样，政客凭什么能靠真实 掌握国家命脉呢？我在书中提出，一位芭蕾舞蹈家举手投足之间流露的不经意的美，乃是通过千锤百炼所习得的内在化的形式。同样，苏轼所追求的艺术和伦理的自然，是需要通过不懈的练习和修养，在临场（譬如在复杂局势下做出判断）一刻坐忘实现的辩证自然。那么儒家内圣的道德修养功
夫，是否能与民主政治家的真实相结合，达成一种德性政治与民粹政治之间，危崖窄径上，道心惟微的平衡呢？
这堆杂七杂八的问题，自己也没有头绪，丢给读者。感谢三联，也感谢已然内化成我心中一种声音的苏轼，容许我此刻用这样潦草的形式，表达自己混沌的思维宇宙里一帧切片的真实。
杨治宜
2025 年3 月21 日，法兰克福
3 月26 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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