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非洲的社会文化活动,从微观的视角阐明了为回避对立、预防或解决纷争、实现和解与共生,非洲社会所运用、实践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并从创造力、交涉力、想象力三个方面来论述非洲潜力,认为非洲潜力具有“动态性、灵活性、多元性、混杂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
1. 日本自二战后逐渐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非洲研究,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其非洲研究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一些研究成果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非洲潜力”丛书由日本京都大学非洲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太田至主编,并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京都大学在非洲研究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非洲潜力”丛书在京都大学支持下,汇集了日本和以非洲学者为主的其他国家的顶尖学者的成果,代表了国外非洲研究领域近年来在研究观念和方向上的新变化。
2. “非洲潜力”丛书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注重个案研究,且
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性,在理论方法上能够为中国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3.“非洲潜力”丛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何谓非洲潜力、以何种路径探讨“非洲潜力”、如何将“非洲潜力”作为根源性共生思想来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要脱离西欧中心主义的研究方向,在探究非洲潜力的过程中,力图建构立足于非洲人生活现场的地方性生活世界的观点。
主编简介:
松田素二(MATSUDA Motoji),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毕业于内罗毕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社会学),博士(文学)。主要著作:《日常人类学宣言》(世界思想社);《巫医的后裔》(讲谈社);《抵抗的都市》(岩波书店);《自下而上的城市化》(Urbanisation from Below)(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非洲史(修订版)》(讲谈社,合编);《驯化都市》(河出书房新社)等。
平野美佐(HIRANO Misa),京都大学大学院亚非区域研究科副教授,毕业于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文学)。
主要著作:《非洲都市的民族志——喀麦隆的“商人”巴米累克的金钱与故乡》(明石书店);《作为实践的共同体——迁移、国家、运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合编)等。
译者简介:
徐微洁,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日语学科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10部,主编日本对非研究译丛、“非洲潜力”丛书等。
朱仙颖,硕士,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日语笔译专业。获CATTI考试二级笔译证书、第三届“《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赛日译汉二等奖、第六届“LSCAT杯”浙江省笔译大赛日译中二等奖等。
目录
序章 “非洲潜力”的社会文化特质
1“非洲潜力”问题的提出
2纷争的各阶段
3应对纷争的文化
4非洲论坛的经验
5非洲文化的潜力
6本卷的章节结构——三部分构成
第1部分 传统习俗的再创造与“非洲潜力”
第1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权威——尼日利亚伊博社会的国际移民与酋长地位
1作为“非洲潜力”的传统掌权者的地位
2现代伊博社会中王/酋长地位的创造
3国际移民和酋长地位——以旅日伊博人为例
4移民们为何渴求酋长称号
5移民们如何获取酋长称号
6非洲的传统掌权者与全球化
第2章 绽放于现代的传统潜力——喀麦隆巴米累克酋长制社会的纷争处理与传统权威
1巴米累克传统掌权者具有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2巴米累克酋长制社会的变化与行政地位
3看得见的纷争及其解决
4看不见的纷争
5超越酋长制社会的纷争处理
6人们可监察的权威——支撑潜力之物
第3章 肯尼亚中央高地依根贝地方层面的纷争处理中的平等主义与非人格性
1保留当事人对抗性的纷争处理
2穆林格涅村——使利用伊西亚罗的区域条件
3成为穆伊西亚罗——具备平等主义与非人格性
4穆伊西亚罗的来访——面对面情形下平等主义与非人格性的前景
5旨在坦白的纷争处理条件
专栏1日常生活中的纷争与对立的处理方法——埃塞俄比亚南部阿鲁西·奥罗莫地区的“隔断”与“回避”的功效
第2部分 “非洲潜力”式想法与实践
第4章 非洲地方性集会中的“表达能力”“倾听能力”“交涉能力”——刚果人的帕拉不阿、波拉纳的氏族集会、图尔卡纳的彩礼交涉
1解决矛盾,实现共生
2刚果人的帕拉不阿(palaver)——应对共同体危机的方法
3波拉纳人的氏族集会——赦免与和解的方法
4图尔卡纳社会中的彩礼交涉——通过交涉达成共识的方法
5三大事例阐明的“表达能力”“倾听能力”“交涉能力”
第5章 恶友与良敌——桑布鲁、波科特、图尔卡纳三者关系中的和平与暴力的建构
1“朋友”波科特与“敌人”图尔卡纳
2与波科特人构建“朋友关系”的基础
3与图尔卡纳人构建“敌对关系”的基础
4与豺狼的战争
5男子汉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6恶友与良敌
7和平与暴力的建构
第6章 “浓淡逻辑”与“划线逻辑”——刚果民主共和国望巴地区的森林所有权问题
1调查地望巴的变迁
2望巴的人们
3围绕保护区的冲突
4“浓淡逻辑”与“划线逻辑”
专栏2 在经济制裁引发的包围网和全球化的熔炉中——津巴布韦的非正规金属产业中显现的非洲潜力
第3部分 防止对立的智慧与“非洲潜力”
第7章 预防纷争的潜力——以现代肯尼亚的社区警务为例
1充斥肯尼亚社会的暴力
2欧美型社区警务的引进
3纽姆巴库米制度的引进
4社区警务的两大潮流
5自发性社区警务
6康戈米地区的选举后暴力经验与社区警务的再创造
7非洲潜力之社区警务——拼凑的智慧
第8章 共生方法之既有智慧——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农耕民阿里人与“他者”的邂逅
1通过个人史追寻与“他者”的邂逅
2阿里与伽玛的关系史——区域背景
3与“他者”的邂逅和“了解”
4与他者共生方法之既有智慧
第9章 开拓创新的非洲,作为“接头”的共生实践——面向不完整性的社会理论
1非洲与近代西欧的邂逅
2关于“什么构成了现实”的民众想象力
3勇于开拓创新的非洲人
4媒介式开拓创新样式
5作为“接头”的共生实践
6面向共生实践性学问的未来
终章 旨在解决纷争并实现共生的“非洲潜力”
1从微观视角看“非洲潜力”
2“非洲潜力”之创造力、交涉力、想象力
3通过“非洲潜力”能学到什么?
不仅是非洲,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个社会,纷争这种社会现象都具有共同的发展阶段。首先,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存在导致对立和冲突的潜在性紧张因素。其原因既有历史性被害或加害的集合性记忆,也有在支配、统治的过程中进入并根植于社会的歧视或排外意识。或者说,我们能想象人们对财富再分配的明显差距、绝对性区别自己与他者的排他式信念或思考的接受。一旦发生突发的个人性对立就会导致集团成员之间巨大的结构性冲突和相互憎恶,就这层意义而言,这种状态可以说是纷争的前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具体冲突的爆发阶段。其中不少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摩擦或误解,或者因个人私事、想法引发的暴力(攻击)。第三阶段是冲突、对立、憎恶加剧加大的时期。感到潜在紧张的人们会瞬间区分、固定敌人(外人)和伙伴(自己人),进而建构绝对他者(敌人)与绝对自我(伙伴)之间的非和解的结构性敌对关系。如此一来,将素昧平生、毫无纠葛的人作为仇敌歼灭的行为就会被自己人称赞为“正确的”行为。第四阶段是纷争平息的时期。虽然既有短时间就偃旗息鼓的纷争,也有长达数十年的旷日持久的纷争,但纷争不会永不停息。纷争既有因双方团体、社会疲惫麻痹而平息的,也有因第三者的调停而握手言和的。第五阶段是,相互冲突、彼此憎恶的双方短暂修复关系、和谐共生。
所有社会都拥有应对纷争各阶段的知识和实践。为了缓和紧张关系、抑制纷争爆发,对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各社会都具备“预防”的知识和实践的选项。对于其余几个阶段亦是如此,如对于抑制冲突和暴力扩大的第三阶段是“控制”,对于促进平息的第四阶段是“停止”,对于最终阶段是为了修复破裂的关系和实现共生的“和解”的智慧和结构。
但是,各社会通过与其他社会接触交流而建构的智慧与结构,在现代社会被单一化、标准化了。这不外乎是由于,在近代社会确立了霸权地位的社会方法被视为“既文明且正确”,否定了其他地方的方法,并自上而下地将其强加给所有社会。例如,通过启发与警察的监视来“预防”,通过使用多国部队、国际维和部队等更为强有力的物理力量来“控制”,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或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等国际调停者的停战文书来“停止”,通过处罚加害者获取普遍正义来“和解”等作为符合全球标准的“正确”方法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让我们尝试用这种现代社会的“正确解决、处理纷争”的方法来应对非洲的纷争。首先是“预防”,殖民统治时期被视为分裂统治工具的民族间憎恶,实际上不可能因“启发”而得到缓解,人们也无法通过警察和监视来防止暴力。只要不改革根植于社会的结构本身,我们便无法应对纷争。即便是后一阶段的“控制”和“停止”,就试图以提升敌对的暴力水平的物理力量为背景来达成所愿这一点而言,只能提供极其生硬且技术性(意味着缺乏价值或文化想法)的方法。而且,就最后的“和解”而言,通过处罚、隔离加害人而达成的“正义”无法十全十美地保障慰藉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的社会整体和共生。如此,这种社会将通过“法与法庭”带来的“正义”视作至高无上之物加以信仰,它们的解决策略并非具备其他正义路径社会的唯一解决办法。
如此看来,在纷争的各阶段现代世界作为“正确”的应对方法来接受且活用的策略并未预设其他各种可能(有意识地消除),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固定的、单一的。同时,它也否定、排斥其他可能,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纯粹型、不包容型的封闭式特征。我们可以在非洲的各种场合看到与此相对的应对法。与固定的、单一的方法相对,它是灵活多元的,是驳杂、包容的开放式结构而不是纯粹、不包容的。就基于生存的深层来界定人们的思考和实践这层意义而言,这种应对策略可以说是文化性应对法。不仅仅是非洲,其他各种社会也建构了与纷争各阶段人们的思考与行为、价值判断与意义赋予密切相关的文化性应对法,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之中从而解决纷争并实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