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方官书局出版文化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_江凌_9787100252546

本书基于文化政治、社会文化史和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理论阐释与历史事实相结合，深入论述近代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逻辑；分析近代地方官书局的出版宗旨和出版文化理念，梳理近代地方官书局尤其是近代两湖地区官书局的出版文化史料，挖掘近代两湖地区官书局出版文化的构成要素和出版文化内容资源，分析两湖地区近代官书局的兴起源流，刻书的品种、规模和经营特色，刻书文化贡献等，对树立近代出版文化自信，弘扬近代出版文化优良传统，尤其是近代地方官书局出版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传承品质，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大有裨益。

有清一代，是文化专制政策下的文化大总结、大繁荣时代。清代前中期顺、康、雍、乾隆等历代帝王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维护政治和文化统治秩序，实行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右文统治策略，在稳定政局、繁荣经济的基础上，清廷尊儒重教，科举选才，以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为主要统治手段之一，宣扬儒家思想，推崇程朱理学、兴学取士，促进社会文化风气养成，取得了明显成就。在全社会形成了耕读传家、重刻书藏书、兴文教的风尚。特别是刻书、藏书、读书之风兴盛，为稳定封建文化秩序、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此同时，康雍乾时代，清廷实行严厉的文字狱和禁毁一切异端邪说书籍的文字禁网政策。但随着中央官办出版机构趋向没落，西学东渐劲风趋烈，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庇护下享有出版特权的冲击，特别是在太平天国的文化暴力挑战下，清廷严密的文网逐渐松弛，这些因素为近代地方督抚大臣自下而上所设立的地方官书局提供了文化土壤。

一、文教是先：清廷校勘刻书的示范作用与文脉传承传统

盛世时代注重文化修典，盛世时代的出版业趋向发达。清代自康熙朝以来，传承两宋以来的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出版业持续繁盛，形成了中央、地方官办机构与府州县学、书院、寺院、校勘家、藏书家、坊铺等完整的刻书体系。自康熙十九年（1680）殆至清末，清廷内府武英殿是清代官刻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以刊刻钦定经史子集为主，旁及多学科、多种类书籍。据统计，仅康、雍、乾三朝：

内府刻的钦定诸书有：经部类27种、953卷；史部类79种、5738卷；子部类32种、12479卷；集部类19种、3410卷，共计157种、22580卷。

武英殿集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在底本搜集与遴选、缮写、校勘、刻工、纸张、墨色、印刷、装订等环节力求精湛完美，为各地方官办出版机构和家刻、坊刻提供了示范的殿本和仿效对象。

殿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刻工精细，纸墨精良，不少品种采用上等开化纸，部分书板多色套印，美轮美奂，享有盛誉。

清高祖乾隆袭祖父之业，以右文之主自命，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中央出版机构四库全书馆，纂修《大清一统志》，编纂出版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通礼》等，日不暇给；该馆专门校勘、刊印皇皇巨篇《四库全书》本，以底本精选、校勘精审、制作精良、刻印精美而成为清代中央官办机构刻书的典范，《四库全书》收书3457种，79070卷，总字数达9.9亿，在此基础上又编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两部书的校勘刊刻堪称划时代的文化大总结。

清廷中央出版机构的刻书精神、品质和书籍的流布传播，引导和熏染了当时读书人校勘刻书、传承文脉的社会风气。一方面，地方官办机构纷纷效尤，刻印经史子集等传统书籍，传承中华文脉，比如，同光时期兴起的地方官书局（包括编译书局）和西方传教士、民间出版机构等；另一方面，家刻和坊刻之风兴盛，蔚为大观。以家刻本为例，自康熙朝私人刻书解禁之后：

三百年来，刻书之多，超乎前代。考证校雠之学至乾嘉而极盛，校刻之书，多精审可靠。

逮至嘉、道、咸年间，封疆大吏和地方官宦多饱学之士，力倡校勘刻书之风。梁启超云：

其事皆有待于学者，内外大僚承风宏奖者甚众，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雠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他可推矣。

以校勘刻书、传承文脉之风处于全国中游的湖北为例，清代湖北各州府县署、地方官员士绅、书院寺院刻书之风兴盛。

湖北各州府刊刻地方志总计250余种，远超湖北历代刊刻地方志之总和。

除近代崇文书局之蔚为大观者外，湖北各州府县书院亦纷纷刻书，其中两湖书院于光绪年间刊刻《劝学篇》《孝经六艺大道录》《春秋世族谱》《兵法史略学》等。目前尚存10余种，在晚清全国书院刻书中有一定影响。至若清代湖北家刻，可考者不下40余家，如江夏童和豫的瓶花书屋，藏书家杨守敬、柯逢时，以及刻书家陶子麟等，刻书之尚风行士绅学林，特别是清末大变局以来，此风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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