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巴尔扎克学术史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巴尔扎克学术研究精华十个子领域全方位展现最新研究成果_罗国祥_9787575308991

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系统梳理了雨果、圣伯夫、普鲁斯特、莫洛亚、布托尔等法国作家和学者对巴尔扎克的研究，紧接着将视野扩大至世界，主要介绍德语国家、英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对这位法国作家的研究；第二编在上一编的基础上，选取十个巴尔扎克研究中的重要子领域，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力求为巴尔扎克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路。

不断生成中的巴尔扎克研究和人间喜剧

一、《人间喜剧》的外在生成形式
在巴尔扎克自己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为社会人，必然受社会法则的控制，因此，人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他必然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长成种子与土壤综合作用下所应该长成的样子。因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设计成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
按笛卡尔研究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来看，风俗研究是整部《人间喜剧》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为私人生活场景（《入世之初》《夏倍上校》《高老头》等共28部）、外省生活场景（《欧也妮·葛朗台》《古物陈列室》等共14部）、巴黎生活场景（《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烟花女荣辱记》四部曲、《小市民》等共18部）、政治生活场景（《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一桩神秘案件》等4部）、军旅生活场景（一共设计了26部，最终只完成了《舒昂党人》等2部）和乡村生活场景（《农民》《乡村医生》《乡村教士》等4部）。作为法国社会生活全景式展示的书记员，巴尔扎克尽量全面地记录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反映一切社会实况，描写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把当时法国社会生活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细分，生成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全景图，而且他还以一个称职书记员的禀赋和责任心，使他的这些作品以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丰富起来，以大规模的积累而愈发庞大的方式，都是一种奇异的，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即使是这样，巴尔扎克也未能如愿真正生成全景图：他在1844年设计的《人间喜剧》总目录中一共计划写作144部小说，有50部左右未能成书，但是他却于1844年列出的这个写作计划之外写出了《经纪人》、《高布赛克》、《贝姨》（穷亲戚研究系列之一）、《邦斯舅舅》（穷亲戚研究系列之二）以及《夫妻生活的烦恼》，并且也确定了此5部小说在《人间喜剧》三大部分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写作计划只是一个规划，在完成该规划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获得材料的情况进行写作，最终将这些材料生成了90余部作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实际上是未完成的，若不是因为他早逝，这部人间喜剧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生成一幅更加庞大的法国19世纪社会全景图。
如此记录下来的原始材料既是不完整的，也是比较松散杂乱的。巴尔扎克对自己读过的那些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十分不屑，因为它们通通都忘记了将风俗史传承于世。为了让自己收集的这些材料更加紧凑，令读者特别是令诗人和贤哲感兴趣，融化成为生动形象的哲理，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第二部分设计为哲理研究，他决心要找到社会或个人的生命所必需的推动力量或条件。虽然经过巴尔扎克精心整理的风俗史将不断增殖的法国社会各种生活场景进行了较全面的生成和展示，但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作哲理研究时还是觉得看不大清楚风俗史中那些现象后面的，居于最高深的哲学核心的是什么，也就是不清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巴尔扎克在写作计划中设计了哲理研究，但他仍然感到不知怎样去写才好。他研读了沃尔特·司各特的许多作品，认为司各特的作品兼收了只有史诗才具备的神奇与真实这两大要素。因为史诗中的神奇就本质而言是作者本人对历史材料的加工，既然加工就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取舍，这个取舍过程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的过程，也就是笛卡尔式格物思考过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史诗中的思考由渗透式思维（神话思维，其思维机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不再赘述）逐渐过渡至现代的理性思维。但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真实和神奇是并存的，他是将已知的原料（风俗）中展示出来的乱象，以神奇为手法进行典型化（即分出类型），达到哲学（格物致知）的高度。因此在法国的巴尔扎克批评和研究中，巴尔扎克一半被放在现实主义阵营，另一半则在浪漫主义行列中。在司各特的影响下，巴尔扎克察觉到这个衔接不紧的缺陷时，同时也就发现了有助于编撰作品的体系，以及实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所以他选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进行约取，以期找到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巴尔扎克在哲理研究中为风俗研究中记录下的这些社会现象找到了原因，他运用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的哲学方法，将这诸多原因分类并展示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绝对之探求》《两个理想》等作品中。以其首篇《驴皮记》为例，巴尔扎克以这个近乎东方的奇幻故事来表达社会生活规则和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法则面前，人总是在物质和生命之间纠结，个人和社会的宿命关系在于此，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悲剧也在于此（comédie喜剧，在这里实际上并非指戏剧艺术种类意义上的喜剧，而是泛指戏剧或人间大戏）。
如果说巴尔扎克在风俗研究中尽量全面展示了社会现象素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各种生活场景中的人物进行了典型化，在哲理研究中将这些典型做进一步的精心分类，生成各类哲学意义上的典型，也就是社会种种风俗场景之成因的话，那么《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则是前两大部分的现象类型和精神类型的成因之成因，即法则（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或始作俑者。
在1834年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巴尔扎克写道：在写过现象和成因后，就该写principe了。风俗是表演，原因是后台和舞台设施；分析principe也就是分析lauteur。法文中的principe一词常用的意义是原则，但在这里，巴尔扎克却特别解释了一下，说principe就是lauteur（意为作者）。顺便说一下，许多没有看过巴尔扎克给韩斯卡这封信中特别解释的研究者或译者，大多把principe一词译成了原则。这当然也没错，因为原则即行事依据的准则或法则。那么，人间这部大戏的作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这个社会种种恶习善行的书记员为何将它们分成三大部分，构成了这部《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仅作为书记员的巴尔扎克生成了《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第一部分风俗研究即《人间喜剧》的主体部分），但按书记员的逻辑，这部巨著中记录下的种种恶行善举之内在动力显然不是巴尔扎克本人，而是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法则（la loi sociale）和自然法则（la loi naturelle），所以他才特别解释说，这两个法则便是《人间喜剧》种种恶行善举生成的内在动力。

二、《人间喜剧》的内在生成动力
巴尔扎克研究大部分都停留在巴尔扎克如何记录19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风俗，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批判，以及他笔下的人物如何地具有典型性和个性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兼备）相结合的美学特色等等，但是对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这个关键问题上，却鲜有人涉及。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文学人类学和发生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人类工业文明、经济发展与个人关系的暧昧态度，以及巴尔扎克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等角度进行的巴尔扎克研究等均不多见。
巴尔扎克在1833年给洛尔·徐尔维勒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在修改《欧也妮·葛朗台》……这孩子逗得我睡不着觉……假使你知道思想怎样塑造、成型、着色，你就不这样轻率地批评人了！……你不知道钱在悭吝人的手心里是怎样一个长法。

长法，也就是生长的方式，巴尔扎克在这里用的是动词pousser，法文释义为植物学：根据生物学过程钻出泥土，延伸或长大。这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在他的文学叙事中，人物生长的种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因为他是受自然法则控制的，但是他赖以长成的土壤却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法则。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

社会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为各种各样的人，就像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么？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等各异其趣，虽说前者相互间的区别更难掌握。如同动物有种类的划分，社会过去存在着、将来还永远会存在千殊万类。既然布封竭力通过一部书来表现动物界的面貌，并为此写成了极为出色的作品，那么不是也应当给社会完成一部类似的著作吗？

人类社会的进化不可能与其他动物的进化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原本就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因此，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动物性（感性）和理性（为更好生存而克制动物性的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力图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互文，因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相互制约的过程是作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巴尔扎克在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中尽力所为的。巴尔扎克的好友达文在分析研究序言中说：他的思想如天马行空，产生种种想法，这些想法，看起来各自独立无关，实际上都组合在一起。《驴皮记》就是他看起来天马行空的哲思之作：人的动物性生命的有限和精神追求的无限之间相互生成却又相互制约。法国文学理论家皮埃尔·沙尔捷（Pierre Chartier）说：正如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序言中所言：人类在一边进化，一边自杀。人类的智力越来越强，但却给个体人和社会人都带来了混乱和损毁。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社会人进化到希望得到无限的物质以满足同样无限的非物质追求的阶段，这两者间的不兼容性是显而易见的。巴尔扎克从自身经历看到，在那个金钱似乎万能的社会里，除了自然法则本身以外，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几乎没有任何措施去抑制。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初版跋中写道：弗朗索瓦·拉伯雷这个博学而又循规蹈矩的人，善良的图尔人，更是希农人，说过：德廉美修道院的人对他们的皮（peau）十分担心，而对忧愁（chagrin）很节制。巴尔扎克正是借助了这句话中的peau和chagrin二词来生成《驴皮记》这个题目的。chagrin这个词作为名词是那时用来做书封面的轧花皮革，但它还有一个释义是忧愁。《驴皮记》借用这个词的忧愁之意，就像借用《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但却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的院规，来警告巴尔扎克所处时代腐败的人性：贪得无厌，不知收敛。巴尔扎克在全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之后，并没有止步。他在思索，他在追问这种种社会现实是如何生成的，又该如何去面对它。这才应该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真正价值所在，也促使我们在过去的巴尔扎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人间喜剧》真正的价值。如上所述，在巴尔扎克看来，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既相似又有很大区别，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人类文明发展中，追求财富、名誉等的秉性使人类文明不断跨越前进，但同时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如《驴皮记》中拉法埃尔手中神奇的驴皮。
然而我们很少注意到巴尔扎克为何在《驴皮记》初版的跋中特别提及拉伯雷《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即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但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实际上，正如巴尔扎克为小说主人公拉法埃尔设计的结局那样，拉伯雷式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是有条件的，过分的贪婪无异于自杀，人类越来越强的智力也带来越来越强的欲望，最终超越自然规律的极限，驴皮（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拉法埃尔望着已经细如柳叶的驴皮时的忧愁（chagrin）实际上就是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担忧。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像《人间喜剧》中那样对财富的追求，这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发展的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当的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是自洽的（auto-consistance）：人类发展如法律、道德，乃至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自然规律和人类动物性之间关系更加洽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中的力作《婚姻生理学》和《夫妻生活的烦恼》中，就把这种洽合性限定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他在《婚姻生理学》引言中引用拿破仑在行政法院讨论民法典时的话：婚姻并非源出自然。……人是自然意志的执行者，而社会则是嫁接在自然上的产物。制定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而道德并非一成不变。巴尔扎克接着写道：（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本书的作者，也许不知不觉地在作者心中埋下了今天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的种子。巴尔扎克年轻时学过法律，对于有关通奸的法律有过观察，逐渐在脑海中，对夫妻间事情的本质，形成了一大堆多少有点正确的概念……一朝之间，突然产生了融汇他全部想法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思想。那就是对婚姻的嘲笑：一对夫妻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后才第一次懂得相爱。
那么，巴尔扎克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他认为的夫妻间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才第一次懂得相爱？这几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乃至整部《人间喜剧》的重点之一。和那块驴皮一样，夫妻间如果存在着类似眼泪、羞耻、仇恨、恐怖、秘密阴谋、血腥斗殴，或者以强奸做婚姻的开端，或者以通奸导致婚姻破裂，再或者仅仅是以财产为婚姻之基础等等，婚姻和家庭这个人间喜剧中最核心的剧情就会成为悲剧了。
如果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也有些悲剧的因素，这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婚姻本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好保护群居人类社会的重要手段（制度），因此是有其社会价值的，尽管它并不是源出自然的。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这个有价值的东西被过多的生理欲望撕得粉粹。巴尔扎克还从文化人类学和统计学的角度指出，在当时法国的三千万人口中，女性大约一千五百万，而且首先要从这一总数中扣除九百万，因为按当时巴黎大学一位教授的人类学著作《分析动物学》的观点，这些女人基本上就是两手动物目中的唯一一类动物；巴尔扎克注意到，在那个时代这些女人的确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因此被社会排除在女人这一人类稀有变种之外。那时被男人看作女人的只有大约一百万，而且还要排除未成年人和老人，剩下来的婚姻对象只有约五十万人，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是从这一部分人和她们的丈夫、情人之间，有关女性成长、生理欲望、夫妻、女佣、情人间的复杂关系和法律纷争等神奇婚姻的各个阶段，到达论夫妻和睦，揭示出围绕婚姻这个社会核心结构演绎出的种种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无限助长人的物欲，既把大部分人变成两手动物，也把即便是稀有变种的人们实际上非人的（inhumain）即无价值的秉性暴露无遗。所以现当代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批评者中有多人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研究，其中以皮埃尔·巴尔贝里斯（Pierre Barbéris）的《巴尔扎克式神话》（Mythes balzaciens）、费利西安·马尔索（Félicien Marceau）的《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Balzac et son monde）和阿兰（Alain）的《巴尔扎克》（Balzac）最为著名。费利西安·马尔索的《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被认为是巴尔扎克研究的最新方法（《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伽利玛出版社，2008年版封四简介）；阿兰的《巴尔扎克》则将巴尔扎克看作荷马，将他的《人间喜剧》看作19世纪的人类史诗之一（见《巴尔扎克》，伽利玛出版社，1999年版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仅仅从社会批判和现实主义文学视角研究巴尔扎克的传统方法，给巴尔扎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传统巴尔扎克研究尚未取得的新成就。中国对巴尔扎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经过几代法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努力，《人间喜剧》和《巴尔扎克全集》以及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其他出版社、期刊杂志出版发表，艾珉在2019年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为新版《巴尔扎克全集》所写的洋洋四万言的《总序》更是其中概括性很强的巴尔扎克研究索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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