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许忠诚_十年砍柴_9787553823140

刘坤一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1894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坐断东南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已代替李鸿章成为事实上的疆臣领袖，朝廷每有大事，两宫对他的意见尤为看重。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正是刘坤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倡行东南互保之策，才得以把中国从即将被列强豆剖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在帝制时代，忠是君主对官员最为看重的道德操守，纵观刘坤一的一生，忠诚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影响深远，惠及当下，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他的一生经历不但普通读者了解不多，学界亦不予重视。目前尚缺一部较为全面、适合大众阅读的传记。本书摈弃文学式的想象，一切从史料出发，展现传主刘坤一波澜壮阔的一生。

但凡为一个历史人物写传记，总要面对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写？如何去写？

刘坤一去世距今120多年了。过去两个甲子的岁月里，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尤其如此。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结构等诸方面，今日之中国与刘坤一所生活的中国不啻为两个世界，那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风俗，今天的人看来不可理解甚至匪夷所思。那么，这样一位已凝固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人，将他的人生呈现于今天，有何价值和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悼挽刘坤一的两句话说起：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14个字后来被一位开天辟地的大人物用来褒奖一位开国元勋，以至于大多数人不知道其来源。刘坤一对张謇有知遇之恩，张謇此联精确地概括了刘氏一生行事、为政的风格和其历史作用。才高八斗、目无余子的张之洞亦称赞刘坤一忠定明决，能断大事。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坐断东南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已代替李鸿章成为事实上的疆臣领袖，朝廷每有大事，两宫对他的意见尤为看重。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正是刘坤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倡行东南互保之策，才得以把中国从即将被列强豆剖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其文集的整理者欧阳俌说：非公与张文襄同心并力，倒持太阿政柄，则内地瓜分，不待外国，自家已百人舆瓢矣。这就是关键人物在关键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今天大多数国人而言，刘坤一是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凡学过中学历史的，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东南互保联系在一起。然而，除此之外，对其人生经历不甚了解，对其历史功绩认识不足。其原因大致有：在晚清众星璀璨的湘淮系军政人物中，他出身低微，只有廪生的功名，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是翰林，连一生遗憾未能考中进士的左宗棠亦是举人，刘长佑、曾国荃是贡生；比起其他湘淮系大佬，刘坤一年纪轻、资历浅，其年龄比曾国藩小19岁，比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小18岁，比郭嵩焘小12岁，比李鸿章小 7 岁，是不折不扣的晚辈，其咸丰五年( 1855 ) 才受刘长佑之邀投笔从戎，而江忠源两年前已在巡抚任上战死于庐州，其他湘系大佬大多在太平军入湖南后即参与戎机；刘坤一领军后，长期在非主要战场作战，不如主要战场如战安庆、保上海、攻天京、复浙江那样惹人注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刘坤一较早地从军事转向政务，行政之道但求依法循章，波澜不惊，没有打仗那么惊险刺激，有故事；刘坤一本人行事低调，为人谦恭，只求把事办成，不求赫赫之名，如他自谦余粗才俗吏，而称赞张之洞博通今古，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东南互保之议最早在两江总督所辖的上海发起，尔后立即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此后凡两督会衔的公文，必由刘坤一领衔。由于张之洞广植门生幕宾，擅长借舆论之势，后世诸多人以为东南互保中张重于刘。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影响深远，惠及当下，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他的一生经历不但普通读者了解不多，学界亦不予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愿斗胆一试，为刘公写一部较为全面、适合大众阅读的传记。还有一点个人原因，刘坤一的故乡新宁县和我的家乡新邵县（1952年析分邵阳县一部分和新化县一部分成立）皆隶属于邵阳市，明清时期同属于宝庆府（府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邵阳市辖区加娄底市的新化县、冷水江市），为乡邦先贤立传，是写作者的一种道义责任。

怎么写，这一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和帝制时代许多高级官员一样，刘坤一呈现给世人的几乎全是政治人物的公开面相，他的私生活被藏起来。与同时代的军政大佬相比，刘坤一这一点尤其突出。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翁同龢这些翰林出身的高官，他们从年轻时就被世人仰望，一举一动受到关注，他们的交友、冶游、教子等个人事务，成为佳话被人载入各类笔记；左宗棠、王闿运这类人物虽只是举人，但成名很早，士林里流传着他们的各种故事。如果像曾、翁、王这样多年来持之以恒记日记，更能给后人提供鲜活的一手资料。刘坤一则不然，他以诸生从戎后，到转业为地方官，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处理军政事务，然而他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鲜为人知，公众只是通过清流派对他的弹劾，知道他抽鸦片烟，妻妾众多，其他一片茫然。刘坤一不记日记，也不像张之洞那样入翰苑后就有八表经营、流芳百世的宏伟志向，从而很注重留存、整理自己的文字。刘坤一担任三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留下由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五卷《刘坤一集》，字数只有《张之洞全集》的五分之一。刘坤一致李鸿章、张之洞的许多电文，他的文集中未收录，倒是在收电人的文集里作为附件保存。其存世的文章，大部分是奏疏，其次是书信、电报，个人应酬的诗文比例很小。这些资料主要呈现的是刘坤一的军事、政治活动。

我也曾想到通过合理想象来弥补这一缺憾，这就涉及历史类读物写作的范式和合理想象的边界。传记首先应属于历史范畴，文学只是一种辅助手法。无论是古代的司马迁还是现代的史景迁，他们在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往往写得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显然有作者的想象成分，但其想象皆有史料所本，而非凭空捏造。朱东润先生说过：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这段话应该被诸多历史读物写作者奉为圭臬。

有关刘坤一的私生活的记载很少，如果一味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文字的可读性，离开史料进行想象和渲染，那就是历史小说的写法，无法取信于读者，也违背我的写作初衷。因此，我决定撰弃文学式的想象，一切从史料出发，用自己的话陈述，偶尔略加评析，而不能无凭无据地讲故事。只有在正文前的引子里，我据刘坤一的自撰文字想象其由江南罢归途中在益阳下船去报恩的场景。由此使传主的个人生活呈现不足，就算是一种留白吧。

在写作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学者或作者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为其作传，往往会产生一种移情，越深入则越喜欢研究或写作的对象，对其长处大肆揄扬而对其短处进行回避或一笔带过，这难免会使读者对写作者的立场是否公允产生怀疑。虽然通过大量阅读、分析有关刘坤一的史料，我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伟大人物，心底里为他的受冷落抱不平，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今天的人了解一个大写的、立体的刘坤一，并认可其历史作用。但正是这种强烈的愿望存在，我在写作时反而小心翼翼，尽量克制自己的表达欲，行文中减弱个人情感色彩，希望读者在不受写作者主观干扰的情况下认识真实的刘坤一。

尽管我在本书写作时尽量掩藏自己的主观判断，但在这篇前言中，我还想多说几点，介绍我对刘坤一的整体认知。

一、刘坤一的经历充分地展示一个普通读书人所能达到的人生高度

如果说，出身于普通人家的曾国藩、左宗棠是励志典范，那么刘坤一的起点比曾、左低得多，是更为合适的励志教材。刘坤一成长的新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毗邻广西，其地闭塞保守、经济文化欠发达远甚于湘乡和湘阴。穷乡僻壤里长大，决定了刘坤一年少时代见识不广。他在二十六岁之前从未出过湖南，四十岁时已做了四年的巡抚，才因为朝觐第一次进北京。刘坤一的家境也比曾、左二公的贫寒，其十岁丧母，父亲嗜酒而不擅长治产，一大家子连吃饭都成问题。其为文，不如得桐城派精髓的曾国藩；其赋诗，远逊于郭嵩焘、左宗棠，亦不如同为诸生出身的彭玉麟，其诗、联今日读来，似应归于老干体，意境、美感欠缺。他连一个举人都未考取，意味着无科甲出身者所拥有的座师、同年、门生等重要的资源。在江忠源殉难后，新宁楚军在泛湘军系中是最弱势的山头。以这样的自身条件，后来担任十年巡抚、二十年总督（总督两江达十五年之久，仅次于乾隆朝的尹继善），建立那么大的功业，刘坤一是底层逆袭最好的范例。

二、刘坤一以低起点而取得巨大成就，乃各种因素聚合而成。运气之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根柢的扎实、不懈的奋斗、性格的持重、格局的开阔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虽然在偏僻的县城长大，又生在寒素之家，但刘坤一比同时代大多数农家子弟幸运的是，其高祖到父亲，几代祖先都是秀才，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他十七岁成为生员时，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传统经史知识，熟悉士人阶层的话语体系，具备在儒家知识体系内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质言之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且终身服膺。虽然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不得不通权达变，讲究为宦之术，但刘坤一的价值观底色未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坚守初心，故能声名不坠，保持晚节。廪生的功名使他拿到文官序列最低一档的入门券。虽是军功起家，但因刘坤一是一位秀才，所以首次授官时以知县归部即选，做的是文官而非千总、守备之类的武官。在文贵武贱的时代，这一仕途起点意义重大。

或许是母亲早逝作为长兄从小就管理家事的缘故，刘坤一从年轻时就性格沉稳坚忍，做事老成持重，待人谦逊宽厚，这种性格和行事风格对身处官场大有裨益。清季湖南军政重要人物如井喷泉涌，世人形容湖南人的特点是霸得蛮耐得烦。其实霸得蛮在一定语境下不无贬义，从褒义理解则是努力而执着，不信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耐得烦则是做事要不避琐碎，有耐心，有韧劲，而非三分钟热情。其实在传统的政治场域，要想行稳致远，还有一点不可或缺，即受得气。为官者处在利益的纠葛与冲突之间，受到各方力量的冲击，有上司的压力，有同僚的挤兑，有下属的抵触，如果心高气傲，受不了委屈，是很难干下去的。湘系军政大佬中，曾国藩和刘坤一这三点皆符合。左宗棠受不得气，但他才大勋高，其他人奈何他不得。郭嵩焘在耐得烦受得气这两方面都不及格，故以那样高远超群的见识，翰林出身、参与早期湘军创立的资历，却总不能安于某个重要位置而有一番作为。

三、刘坤一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达到了做事做人做官的平衡与统一

官员是人的一种，似乎不能与人并列。但我们应该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做官并不从属于做人，二者是两个套路，会做官的未必善于做人，而会做事与会做官更没有必然的关系。

大致而言，刘坤一算是泛湘军系里官运最为亨通者（未受到朝廷严厉的处罚，和李鸿章斗法失败也只是回老家休息近十年），对他这种出身寒门的子弟来说，殊为不易。可以说他很会做官，但他会做官首先建立在会做事的基础上。他三十六岁任江西巡抚，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这不仅仅是其运气好，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战功和才能。后人研究那段历史，多忽视刘长佑、刘坤一两人的战功，原因上文已述及，广西的战区相比安徽、江苏、浙江战区不怎么受人关注。但从当时朝廷的角度来看，广西是太平军的发源地，平定广西很重要。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相比于曾国藩倾两江之财为曾国荃的吉字营做后勤保障，李鸿章带兵去上海后更是粮饷充足，刘坤一领楚军在广西作战，粮饷匮乏甚于所有战区，将士连红薯、芋头果腹都不能保证。这样一支饥兵不但没有哗变，而且渐次剿灭了一股又一股反清武装。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能做出骄人的业绩，其忠心和能力只要是不太糊涂的老板都会看在眼里。他到南昌履新江西巡抚后即刻率领亲兵赴赣州，就近指挥军队和左宗棠合剿太平军最后一支成建制的武装粤北的汪海洋部，可看出他做事明捷而笃实的风格。身为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却不以为然，认为封疆大吏责在调度而已，原不必身临前敌。汪海洋部被剿灭后，他办理江西的政务，于吏治、财政、治安、兴办文教等诸方面有板有眼，故能在南方一个大省做巡抚达十年之久。其任赣抚期间，理财大有成效，其尤为人称道的是慷慨划拨协饷，支援左宗棠平定陕甘的军事行动。多数善于做官者会持本位主义态度，尽量推诿，减少对外省的协饷，以取悦本地的官员和绅民。刘坤一所为从政治层面来说，是顾大局，是忠于朝廷的表现；而从民间道义层面而言，他是出于对左宗棠的尊重和感恩，在他随刘长佑领楚军出省作战时，主持湖南巡抚幕府的左公为楚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曾国藩为此事赞扬刘坤一，他回函说自己在广西带兵打仗时，深知筹饷之苦。能换位思考、共情他人对身居高位者而言，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

正是由于做人大度，格局开阔，待人不抱成见，故而刘坤一在为官时知人善任，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能为公事而放弃个人恩怨。如他在二任江督时，不满于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白手套把持招商局，上奏参劾盛宣怀品行卑劣，因此被李鸿章联手以张之洞为魁首的清流派排挤出官场，回湖南赋闲近十年。他复出后三任江督，在庚子事变期间却对盛宣怀十分倚仗，听从盛氏的建议而有东南互保之举。与张之洞更是能肝胆相照，共纾国难。刘坤一刚做巡抚时，因为知识的短板，为政较为保守，对洋务持排斥的态度。后来总督两江、两广，频繁地和洋人打交道，使他深感洋务的重要性，捐出多年积攒的二十万两养廉银培养洋务人才。晚年他对外交、外贸、保护在外侨民的认知，超过同时代多数高官。他长期订阅上海出版的各类报纸，了解舆情特别是外国的舆论和政治动态，聘请美国人福开森（南洋公学监院）为洋务顾问。民初掌故专家黄濬说刘坤一晚年善用幕僚，按幕僚之制，近于专家治事。

四、忠诚是对刘坤一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刘坤一去世后，朝廷予谥忠诚。他的政治盟友荣禄所送的挽联云天许忠诚无愧色，这句话可理解为太后和皇上所赐谥号，也可理解为士林公认，浑然天成。刘坤一的丧仪之隆重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位大臣，朝廷、官场和江南士绅的颂扬、哀悼自不必说，因为东南互保之功，驻沪各国领事馆皆降半旗，派员祭奠，并遣军舰赴南京下关护送其灵柩启程返湘。其有此身后哀荣，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从年轻时投笔从戎到生命最后一刻，一直恪守忠诚之道。

在帝制时代，忠是君主对官员最为看重的道德操守，而大小官员极力表现自己是忠臣。但忠的成色如何，如何践行对君主的忠，却大有区别。一种忠是伪忠，装出无限忠诚的样子，其实是在给君主挖坑，在想办法为自己谋利，此类名忠实奸者历朝历代不知凡几；一种忠是愚忠，不管君王是开明还是昏庸，一切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顺从君王之意而不顾江山社稷，最终是害国又害己，庚子年间的毓贤和李秉衡就属于此类；还有一种忠是赤忠，即对君王一片赤诚，以君王的根本利益维护社稷为前提。这类忠在有时候并不能和君王的意见一致，甚至会触逆鳞。

一位大臣做到赤忠很难，需要他有见识、有智慧、有胆略，更有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的勇气。刘坤一是赤忠的典范，他从出仕时就自我砥砺要做一名忠臣，小心谨慎，常有末路晚节之忧。在他晚年位高权重时，要对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尽一片赤忠，则越来越难，他必须在忠于太后和忠于国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比如戊戌政变后，太后想废掉光绪帝，对文武百官而言，最简便的表忠心就是支持太后的决定，但刘坤一明白若行废立，必定引起列强干涉，政局动荡，最终的结果并不利于国家和太后。看到这点的不仅仅是他，但多数大臣包括李鸿章、张之洞慑于那拉氏的淫威，不敢表示反对。而被视为老于世故、精通宦术的刘坤一表现出令同僚汗颜的血性与无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上奏反对废黜光绪帝，直言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因为他知道这么做是真的为国家好，也是为太后好，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滑入深渊。庚子年间，他亦是如此。当太后动员全国官民向列强开战，他装作从未接到此上谕，而是和在上海的各国领事谈判，推行东南互保。要知道人臣无外交是帝制时代的一条铁律，他这样做日后如果细究起来与谋逆无异。但他更明白如果听从太后的命令，放任东南的富庶省份如华北一样卷入战争，不但生灵涂炭，大清国也必将方劫不复。所以，他毅然冒险抗命。当然，做出这种决定也不是靠一味的不怕死，亦有他对时局的冷静判断。他预测八国联军进攻，官兵和义和团必定抵挡不住，太后必定会和列强议和，他联络张之洞等人保住东南膏腴之地的行为大概率会被太后理解甚至赞赏。路遥知马力，时穷节乃现，刘坤一的赤诚与忠心，得到了朝野的一致肯定。

对刘坤一的忠诚，今天的人或许不太容易理解，会认为是一种陈旧的价值观。任何人都很难完全突破时代和身份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假设一下，我们处在刘坤一那个时代同样的位置，遇到同样的难题，我们是否能做得更好？不要说和今人相比，和同时代的晚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相比，刘坤一的选择更为局促和艰难。作为新进小臣，康、梁、谭可以保中华不保大清而无道德压力。刘坤一不可能这样做，他必须既要保大清又要保中国。其临死之前与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大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改革做了整体规划，即出于这样的目的。

然而，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刘坤一死后第十个年头，大清亡了。他所做的事功，如东南互保，如阻止李鸿章与俄国单独订约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到底没能保住大清，但对保中国厥功至伟。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坤一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伟大人物，值得今天的我们缅怀。

写这么一部书稿，犹如一场长跑。半途气闷、难受，屡屡想放弃，咬牙跑完全程后，会获得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感谢师友的鼓励，我总算坚持到终点。承蒙岳麓书社不弃，出版此书。这也满足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此前我写的十几本书，没有一本在家乡湖南出版。由于才疏学浅，我深知此书有太多的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2024年9月于北京东城独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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