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传（中国名人大传丛书）_赵波　编著_9787550221598

　本书共有十四章，讲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生。第一章描写了李自成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第二章介绍了李自成的身世；第三章到第九章介绍了李自成从揭竿而起到发展壮大的过程；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介绍了李自成一步步建立政权，到最终灭亡明朝，北京称帝的过程；第十四章介绍李自成在称帝之后，被清兵打败直至牺牲的过程。

一、政治腐败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大起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都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朽。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现了李自成大起义，其主要根源是从万历皇帝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引发的。
在万历年间，初期只有张居正当政时治理得还比较好。他推行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国家财政收人大为增加，国势不断增强。张居正死后，朝廷的腐败倾向迅速发展起来。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皇帝不理政事;二是用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对全国实行史无前例的大搜刮;三是朋党之争日趋激烈。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居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在诸事都需皇帝“哀断”的封建时代，皇帝整天宴居深宫，不见朝臣，势必导致人心涣散，政事荒废。万历皇帝十分宠爱郑贵妃，就好比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一样，整日于宫中宴饮，过着深居简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大臣三番五次地请他出朝，他都谎称有病，加以拒绝。在宫中他却是“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的左右稍有不慎，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臣下的奏章他不去处理，有些大臣看不惯皇帝的行为，便上一封辞任的奏疏，不论准否，即挂冠而去。各衙署有很多官职缺额，他也不给增补，倒认为少一份官职就可以少支出一份棒禄。新考中的进士得不到委任，犯人也没人去及时审理，监狱里边长满了青草。这种怠政之风很快蔓延开来，上行下效，使得明政权处于止而不前的状态。各级官吏更是趁势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损公肥私。
万历皇帝还是一个贪婪成性的金银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任命宦官为矿监、税使，对全国进行疯狂大搜刮，许多工商业者和普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各地时常发生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全国哗然。万历皇帝不仅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喜欢她的儿子朱常沟，他一心想废掉皇长子朱常洛，立朱常沟为皇太子。朝廷中大臣围绕着拥立皇储的“国本”问题明争暗斗，各植党羽，水火不容。所以，明后期的“党争”问题便愈演愈烈，直到国家灭亡。特别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专权，东厂特务横行不法，气焰嚣张。一些无耻官僚趋炎附势，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处建生祠，甚至呼魏忠贤“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他们勾结为“阉党”，残害东林党人，想贬就贬，想杀就杀，朝政渐渐破败不堪。崇祯皇帝继位后，开始还想大有作为，除掉了魏忠贤，定阉党“逆案”，朝政为之一振，大有复兴之势。只是好景不长，崇祯皇帝又重新开始起用宦官，门户之争或明或暗不停地进行。有些忠臣即便想为国尽力，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形势下也难有作为，甚至含冤而死。辽东女真的兴起是造成明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女真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崛起，接连不停向明朝军队发起进攻。明军节节败退，损失十分惨重。到崇祯皇帝继位时，辽东绝大部分已被清军占领。辽东战局成了满朝瞩口的头等大事，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清军还时常破关而人，人塞南下，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崇祯皇帝只得号召全国各地兵马“勤王”。崇祯二年(1629年)底清兵内犯，李自成就曾经作为勤王兵由甘肃人卫。为了对付辽东事变，明朝廷不得不增兵加铜，这就使得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本来明后期老百姓的苦难已经非常深重，百姓已忍无可忍，到处发动武装反抗。这种对老百姓加派等同于火上浇油。各种加派让国家的元气大伤。正像杨鹤向崇祯帝奏言所讲，“加派频仍”，使“小民元气伤”;由于连续不断战争，明军屡遭失败，“封疆之元气伤”;朋党相互倾轧，加害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明王朝就如一个“重病初起”的病号一般，应削减加派，以加强元气。崇祯帝与朝中大臣都认为杨鹤讲的有理，但加派还是照常征收不误。为了镇压烽火四起的农民暴
动，明廷除加派“辽铜”外，还加派了“剿铜”和“练铜”。这等于是另一轮的火上浇油。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重，明王朝也由此一天天土崩瓦解。
此时的官场也已非常黑暗，各级官吏完全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官员利用行贿升官，升了官之后返过来再更多地贪污受贿，上下都是如此。在崇祯帝刚刚即位之时，给事中韩一良就曾向崇祯帝痛陈此事:
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赏?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体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勤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尤然，余可推矣。
以上所描述的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状况。形形色色的加派已把老百姓逼得山穷水尽，再加之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口的搜刮，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明朝后期，国家的财政情况基本上陷于崩溃，只能一再“加派”，使得民穷财尽。各级官员借加派之风，中饱私囊，乘机搜刮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此，整个国家的百姓完全陷于困苦之中，而陕北最重。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瘩，雨量稀少，农作物产量极低。上面加派是按亩征收，不管土地肥瘩。陕北一带土地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比其他地区要重。加派都是征收银两，而陕北的工商业比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许多，用粮食换银子十分困难。这也无形中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陕北属边防要地，驻扎的军队特别多，老百姓分摊的摇役也特别重。这里的军事长官多是阉党成员，克扣军铜十分严重，竟然积欠士兵的银铜多达三年之久，因而经常激起士兵哗变。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明末水利失修，大大减弱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崇祯皇帝曾问身边的大臣:“水利为什么不修?”大臣答曰:“修理需要钱粮。”崇祯帝以百姓“穷困已极”，不便再“扰民”，便把修水利的事慢慢放下。时间一长，遇到大旱，灾情就显得非常严重。当时留下了很多有关饥荒惨状的描述，即便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毛骨惊然，难以置信。
崇祯二年，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憋才上奏，陈述陕西饥荒的状况。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继而剥树皮为食，后来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食青叶石的人没几天就会下坠而死。后来，小孩子一出门就不见踪影，听说是被人吃掉了。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饥荒图!老百姓的日子已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朝廷还要一再加派，“严为催科”，最后只能把老百姓逼上造反的道路。
除了明廷向百姓的加派外，各级军政部门还有名口众多的临时性摊派。《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就曾经讲道:“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驴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日后作何销算，惟曰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还借此暗中加派。由于这种毛贼太多，并且贪心太大，因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负担和苦难就更加严重。
没完没了的搜财刮民迫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为了征购足够数额，他们还制订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一户逃跑则由其他九户补足，二户逃跑则由其他八户补足，九户逃跑则由所剩下的一户补足。这样一来，更造成全村的农民逃散一空。他们毫无口的地从这村逃到那村，由这县逃到那县到处流浪。
身强力壮的人还可辗转就食，老弱病残的人及妇女儿童只能坐以待毙。人们出于求生的欲望，凡是可以吃的东西都找来充饥，不论吃下去的结果怎样。其中有些老百姓吃观音土、青叶石，也只能延续几天的生命。有史料记载，当时豫西的老百姓有的争食雁粪。最让人口不忍睹的是，在北方地区到处都有人吃人的惨状。有人公开在集市上买卖人肉，“每斤价钱六文”。还有人在家里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的人饿晕在路上，立刻就有人割他身上的肉吃。偶尔有人呵斥制止，拿刀割肉的人便说:“我不食人，人将食我。”说者坦然，恬不为怪。一个进京赶考的举人发现，一个妇人一边烹煮小儿，一边哭。他上前去问道，女人回答说:“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饥耳。”这种悲惨的情景一直在这个举人的脑中出现，很长时间吃不下饭去。
吴伟业在崇祯时任翰林院编修，人清之后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就详细记载了一些人吃人的事例:崇祯一七年，“永宁民苏倚哥食父母”;南阳县贫民百姓郭廷玉的老婆霍氏，“以母而食女”;山西闻喜县的杨雷，“以父而食子”;张河图等十三人“杀人母子而并食”。他还写道，黄河南北“数千里白骨纵横，民父子相食”。这种凄惨的图景实在是催人泪下。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