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们
 书单推荐 新书推荐 |
大学有精神(修订版) 
定 价：48 元 丛书名：大学五书
9 7 2 8 6 7 4 3 5 0 4 1 6 
《大学有精神（修订版）》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作者在专业方向之外，长期关注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展开深入持久的研究，本书即为作者多年研究的结集。
作者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附为参照阅读，文字有趣而雅致。
《大学有精神（修订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作者以学术史的视野，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
——代自叙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最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教育’，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也没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讨论清末开始的书院改学堂，我的侧重点在课程设置如何影响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转变其文学趣味与小说技法。这原本是独立的一章，题目就叫“从士大夫到留学生”，洋洋洒洒，写了三四万字，写完后，越看越虚，没把握，删繁就简，就成了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章“导言”里的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 1993 年秋到1994 年夏，我有幸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奖助，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做研究。这是一段值得追怀的好时光——暂时脱离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静下心来，自由自在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境况下，我会翻阅有关东大、京大的书籍，其中东大为百年校庆而编纂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以及十卷本的《东京大学百年史》，其学术立场以及编纂策略，给我很大触动。于是，写了篇短文，题目叫《大学百年——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刊在1994 年10 月29 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文章劈头就说：“再过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大庆。没人让我操心，只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老觉得该为它作点什么。”校庆纪念，很容易做成热闹有余而深切不足的“官样文章”。因为“无官一身轻”，我愿意而且能够做的，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潜能，值得认真经营。 大概是1996 年春夏，我们开始了情趣盎然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始见一篇收一篇，后来发现，这样不行，编出来的书面目模糊。在这过程中，逐渐跳出几个关键词：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将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却（“新北大”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也是进取（可借此突出某种精神传统）。其次是“故事”。无论是当初的“素描”，还是几十年后的“追忆”，生气淋漓的叙述中，均包含着若干误传与误记；可这些东西不该随意抛弃，因其更能体现“生命之真”。意识到这一点，我刻意强调“历史”与“文学”间的张力。第三是“小品笔调”。这当然是与中文系教授的趣味有关——同样记录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们当然愿意选择有趣且雅致的文字。就像该书的序言说的：“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 《北大旧事》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选本，与那篇题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关。借助这篇序言，我们将“大学”作为“永恒的风景”来观赏、品读的思路，得到了广泛的了解与认同。说来好笑，这篇序言原本是交给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编辑很喜欢，可最后关头，主编看到“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字样，大惊失色，坚决要求删改。我不愿妥协，于是将文章转给了《读书》。《读书》分两期刊发，而且标明了“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了日后再接再厉，撰成“系列文章”的契机。这么说来，可谓“因祸得福”。 《北大旧事》编成于1996 年，序言发表于1997 年，至于正式成书，则迟至1998 年1 月。那是出版社方面的考虑，想借校庆活动的“东风”。其实，这样处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的校庆读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来，“教育”无法完全脱离“政治”，但“大学史”不应该成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当我们将“政治”简化为“党派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与北大· 教育名家》中提及：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民国年间的“学潮”评价天差地别，但着眼点都是政局稳定与否。教育家则不然，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立论，对学生的“荒废学业”不能不深表遗憾。1930 年冬，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对于蒋校长的这一努力，1980 年代撰写或修订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替蒋梦麟“评功摆好”，引来一些批评，我的辩解是：“我并不否认五四运动为北京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光荣，也是历届学生引以为傲并极力追摹的目标，但我不主张将一部北大校史建构成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在这篇题为《大学史的写作及其它》的答辩文中，我还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长引进的德国大学模式及其兼容并包精神，影响极为深远；蒋梦麟校长推崇的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将后者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似乎过于深求了些。”十年后的今天，承认著名教育家蒋梦麟的历史功绩，在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北大校史的“变脸”，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思想及文化的转型。就拿北大校长来说，三十年前，我们不能确定马寅初的贡献；二十年前，我们对如何评价蔡元培拿捏不准；十年前，谈论胡适时我们仍然举棋不定——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常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最近十年，大学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有外在的动力——各大学都努力给自己贴金，编撰校史时，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终于认可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应超越党派利益，不该将其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 同是1998 年，紧接着三联版的《北大旧事》，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老北大的故事》一书。一编一撰，二者对照阅读，更有意思。前者让大家对这所大学的“人和事”感兴趣，后者则力图发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后隐藏着的各种沉重话题。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当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 年春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因资料凑手，撰写了一组短文，总题为《哥大与北大》。这八则先刊美国《明报》、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小文，借若干校长及教授的故事，钩稽这两所大学的历史联系。回北大后，所撰《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等，那已经是拉开架势，将“北大”作为学术对象来审视和辨析了。在文体上，《老北大的故事》介于“专著”与“随笔”之间，第二辑“校史杂说”较有学术份量，但也不同于专业论文。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百年历史上，九曲十八弯，是理解中国现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论述”，从“个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对整个现代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很庆幸。也正因为如此，“百年庆典”结束了，我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往前推进。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应景”的题目。 其实，中国各著名大学，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编纂队伍，也出版过相关著述。如逢五十大庆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广告，或类似工作总结，除了校友及少数教育史专家，很少有人关注。随着《北大旧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出版与热销，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被集合起来，而且被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这种编撰策略，效果很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老大学故事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随后出版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以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谈论大学的历史，从硬梆梆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谈论大学的历史，为什么选择“讲故事”？我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中谈到，那是因为撰写正史的权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没有足够的档案数据（以北大为例，1950 年代以后的人事档案不能查阅），民间很难从事这项工作。而一旦成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学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敛锋芒，回避矛盾。这样的写作，既不尽心，也不尽兴。所以我才会让开大路，自居边缘，讲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学的故事”。如此则讲者别有幽怀，听者心领神会。 至于你问为什么大家都关心大学问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后者包括：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但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我对北大的关注，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可是，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成败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牵涉到论者的政治立场、理论预设、研究策略，也与叙述笔调密切相关。后者往往不被看好，以为是“雕虫小技”。大概跟自家学术背景有关，谈论中国大学，我不但关心“说什么”，而且注意“怎么说”。你若问什么是好的“叙述笔调”，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关键在于，必须契合论述对象以及个人趣味。 我谈北大，关注“北大人物”，那是因为我“人在燕园”，希望借梳理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来亲近、体贴、理解、阐释这所大学。这么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有好处，也有局限。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于“半文半学”的论述策略，其长其短，作者必须心里有数。 作为史家，我承认个人经验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前辈的“追忆文章”如此，我的“故事考辨”也同样。辨析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需要坚硬的史料（如档案档），也需要华丽的乐章（如诗文小说）。虚实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让史家得以穿梭其间，驰骋想象，挥洒才情。这样的“大学研究”，不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等技术因素，显得有点“虚”；但其注重“个性”与“表述”，凸显“故事”与“精神”，在林立的教育史著述中，另有一番风情。 我曾多次提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正是这样一种区分，使得我乐于为中国大学“寻根”——探讨诸如传统书院能否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所谓为中国大学“寻根”，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史实钩稽；第二，理论反省；第三，现实需求。在史实层面，我以为现代中国大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弄出来的，跟西汉的“太学”或明清的“国子监”没有直接关系。为了所谓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长中国“大学”的历史，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这么说，不等于否定中国大学“寻根”的价值。我对20 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可惜的是，像《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那样的个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但我用来质疑“接轨”热潮的“中国经验”，既包括传统书院，也包括百年中国大学史。《中国大学十讲》中，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1920 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任何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跳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 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我借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精神”。这种写作方式，日后成为各大学校庆写作中经常借鉴的模式，可惜大都仅得其皮毛。首先，我讲“故事”，不仅仅是因其“好玩”，更因这些故事蕴涵着某种我认可的“精神”，这才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开掘。其次，假如将“老大学的故事”作为阅读、考辨的对象，那么，需要史家的学养与眼光，而不仅仅是文人趣味。第三，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第四，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即兴演说，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起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它》的“后记”中，我谈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但同时，我也表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寻寻觅觅的过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以及正在撰写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此番“越界”，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养成了不受学科限制、自由驰骋的阅读以及思考的习惯。恕我大胆，借用林语堂的《四十自叙诗》，真可谓“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至于说我对中国大学问题的探讨，到底有多大的收获，这很难说。或许，还不到结账的时候，我的思考仍然“在路上”。有问题意识，有真切感受，也有若干精彩的个案研究，但搭不起自家独立的大厦。惟一敢说的是，意识到思想、制度、话语方式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略有 “触摸”，如此而已。希望有一天，我真能像朱熹说的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那时，再来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发布我探讨大学问题的“最大成果”。 既然是“在路上”，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附记：以上自叙文字，大都借用我答《出版商务周报》记者的提问；这则“答问”，曾以《书里书外话“大学”》为题，刊2007 年10 月28 日《出版商务周报》第22、23 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叙
第一辑 大学百年 中国大学百年？ 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第二辑 大学小传 设议院与开学堂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阅读“南开” 怀想西南联大 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 第三辑 大学叙事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中国大学百年？
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是《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 ：A Century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的从1850 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五十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Ruth Hayhoe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一、两种大学史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Hayhoe 的著作，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鷟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2]。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 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 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 xue，后者念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 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 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 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 ”（或曰tai xue 与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1918 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或者区分“本体”与“高曾祖祢”，或者辨别“制度”与“精神”，都是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今之大学，不能说毫无关系，可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