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选取20多种案例，剖析大国崩溃、解体与衰败之际景象，概括总结国家病入膏肓的六种类型，即中央权威瓦解、发展主动权丧失、地区发展失衡、族群隔阂、文化分裂和人口再生产停滞。为防止上述现象发生，国家须具备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和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当代中国须开拓文明视野，为国家前途建筑稳固的战略能力根基。
何为大国？大国何为？美国为什么最终还是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为何进入１９世纪中叶渐落德国之后？苏联为什么一夜间解体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日本为什么“脱亚入欧”？蒙古帝国为什么“其兴也速，其亡也忽”？中国的人口红利为什么在２０１５年前后即将消失？中国为什么要将首都定于北方？中国是“自强大”还是“被强大”？向陆？向海？向太空？大国在衰败崩溃解体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景象？大国在怎样情境下才能保持持续旺盛的战略力？大国要有力量。没有力量的大国不仅负担不起国际责任，迟早自身还会崩溃解体，凡是在残酷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国，都会知道大国的力量维系于何处，也会知道什么样的大国才值得尊重。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这是大国强国必备的战略力。从最近五百年以来的人类历史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是在风平浪静中兴起的。大国兴起总是意味着打破现存国际格局，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大国兴起是国家与国际体系博弈过程，成功的国家会成为新的国际体系的“立法者”，落败的国家不是衰落崩溃就是成了无力的边缘国家。
程亚文，曾从职于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渐入常规时代》、《大国雄魂》，编有《大国》、《战略与探索》辑刊。关注领域：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人口与政治、东亚国际关系等。曾经或还在《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开设专栏。
（一）美国原来也集权
雪珥中国人有许多政治概念，是混乱的，比如对所谓“左”、“右”的区别，往往与国际惯例相反；也比如对“集权”的看法。如果说美国是“集权”的，估计大多数读者都该大摇其头、甚至喷饭而哂，且先看两段故事。1957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著名的101空降师，全副武装，前往阿肯色州小石城，执行特殊任务。这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军主力部队，要对抗的“敌人”，居然是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正规军应对预备役军队，这种不惜内战的决绝，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卫9名黑人学生入学。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取消了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的决定，地方法院因此裁定该市公立中心中学，必须接纳提出入学申请且符合其他条件的9名黑人学生。但这遭到了该州占多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坚决抵制，该州州长甚至动用国民警卫队对这些黑人学生入学进行武力阻挠。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国防军进行武装干预。在更强悍的枪杆子护卫下，9名黑人学生顺利入学。这就是美国民权史上著名的“小石城事件”。同样的事件，在1962年肯尼迪总统任内又发生一次。为了捍卫一名黑人空军退役士兵进入密西西比大学的权利，对抗持种族主义态度的国密西西比州州长及大量宗族主义暴徒，肯尼迪总统也派出了国防军护卫那位黑人入学。这场冲突甚至导致了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原则问题上，美国“中央政府”表现出的这种强硬态度，一方面固然是法律至上的体现，为了捍卫最高法院判决可以不惜代价；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央集权”的某种体现——对，“中央集权”，未必只能指“中央政府集权”，而应该是包括中央层面的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整体机构的集权。汇聚战略学者程亚文十多年心血的新著《大国的安危》中，对美国式的“中央集权”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集权不等于极权”，或许是中国人欠缺的常识之一。集权，有“政治集权”与“行政集权”两种。程亚文引用托克维尔的论述，认为“政治集权”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意志，“有些事情，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利害关系的”，与这些事务相关的权项，必须由中央政府掌握。“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的建设事业，则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所持有的”，则应该行政分权，原因是，“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美国和英国是政治集权而行政分权的代表。凭着对国家战略演进细节的熟稔，程亚文细致而生动地分析了美国建国初期，以华盛顿为首的元勋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艰难摸索，将美国如何从一个以地方分权为主、几乎导致无政府状态的邦联制国家，演进到中央集权为主、并成功地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通过三三权分立设计实现了权力的制衡，防止政府一权独大的联邦制国家。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制，在我们相当熟悉的“行政非集权”之外，还有更为根本而我们并不熟悉的“政治集权”，而这，正是集权最大的红利所在。对于美国开国政制史如此深入而独到的剖析，《大国的安危》可谓独步于华文著作中，其对现实政制的资治通鉴意义，也就显得格外直接和珍贵。程亚文在这部新著中，进一步深刻指出，所谓的“极权”，就是“政治集权”与“行政集权”的叠加，并毫不容情地痛批：“极权政府通常色厉内苒，其实底子很虚弱，而行政集权也会造成类似于极权的结果，其原因与极权恰恰相反，后者（极权）使一个国家到处都是政治，而前者（行政集权）使一个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不讲政治。”显然，程亚文并没有挑战任何主流的政治伦理，而是在细节上、尤其是操盘细节上，进行了更为精致的技术分析。这样的论述，早已超越了浅薄的、标签式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在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类似工程师般的分析和诊断。这种对“操盘”技术层面的深入剖析，以及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思想升华，正是程亚文新著《大国的安危》区别于诸多看似同一题材著作的显著之处。对于“集权”的理性再认识，以及对“如何集权”的技术性探讨，并非这本书唯一的闪光点。本书选取20多种案例，剖析大国崩溃、解体与衰败之际景象，概括总结国家病入膏肓的六种类型，即中央权威瓦解、发展主动权丧失、地区发展失衡、族群隔阂、文化分裂和人口再生产停滞。为防止上述现象发生，国家须具备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和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行者和维修者来说，这本书绝非那种华而不实、堆砌术语、卖弄玄虚、或者搞乌托邦假设的心灵鸡汤，而是一本直面残酷的世界、直面残酷的现实的操作指南！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本书则挤干了空洞理论的注水，直击七寸、直奔本质，呈现了有关大国安危的最为实在的“干货”。仰望星空的人，在中国多了去了，尽管大多数或许仅仅是因为鼻血长流而已；但中国更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脚踏实地的人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少、太轻，从而被那些喧嚣的杂音夺取了分贝的阵地。程亚文一直推崇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致力于从实践、实战、实干的角度，推动中国的进步，最为痛恨的，就是空谈心性义理、意识形态的“扯淡派”。这本书，或许可作为新“战国策派”的一次呐喊。亚文是我的好友，一年多钱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险关，在打败了死神之后，他在治疗恢复期间，整理十余年研究心得，坚持完成了这本书。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体力，他在治疗许可的范围内，依然坚持每天去攀登香山，这或许正是其身体力行的坚强意志的体现。当下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大国、强国之际，这样的好书，则能让中国在担当大国、强国的时候更为清醒、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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