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阙亲历抗战1937-1945_董贻正薛传钊_9787550419643

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出身中产家庭，考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而他们曲折的经历就是现代中国史里面激情燃烧岁月的一章，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年幼时即随父母流离颠沛，在上海租界求学追求进步……他们曾距离大师们如此之近……他们，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

董贻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36年8月上小学，还不到5周岁；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学。1948年报考大学，报了3所，都被录取，于是北上清华，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从我们懂事时起，就曾先后两次入狱，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上文提到过；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亲的《三代简史》里没有提及。但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了，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相反，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又蓄意抢夺，欲归为己有。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厂房，复工生产。此时被拘押，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胜利时，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回想起来，他遭日寇逮捕时，传说他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

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他也经常叹息。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陈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等。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民主》周刊，从1945年10月13日创刊以来，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对我来说，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编郑振铎，是一位进步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我曾看到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西谛书话》，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民主》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左倾”刊物，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如“重庆较场口事件”“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民主》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历经了清末、北洋、民国、日伪政权、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坚守，有坚持也有隐忍，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但性格却内敛，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极写毛笔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内心强大”的那一类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现在才开始参悟他，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现在宁波的鄞江区。外婆家比较有钱，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没见过，早已亡故，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离市区较远，小学时，我们去外婆家，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开始在饭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祥生的发展与崛起，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非常好记，当年取“四万万同胞”之意。

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

在闸北时，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我们则是几家合住，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可惜，抗战时，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外婆家搬到城里，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诚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这一点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很热闹，可能因为条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围也好。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两子三女，我母亲是老大。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我母亲信佛，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无论多么富足，家风却一脉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幼时家境也很好，同样秉承这种风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大班”，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1号、2号是蒋经国住的，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晚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1986年病故。

我们兄妹5人结婚，都是从简办理，不事铺张。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母亲宽厚待人，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她都乐于相助。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富贵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习气。

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有一点可以预见：即使没有政治运动，我们也不会成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亲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长期卧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从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24年间，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和父亲一样，她老年时，成为一个“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

小嬢嬢是新四军

我们小时，二姨妈也已出嫁，我们兄妹都对她很亲，称呼她为“弍（ni）伯伯”；只有小姨妈文斐（我们叫她小嬢嬢）未婚，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几个女儿的文化程度同她们的年龄成反比，小姨妈文化最高，在闸北外婆家时，她卧室里还有一架钢琴。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保留一架钢琴时而弹奏的年轻女子总给人以罗曼蒂克之感。

小嬢嬢漂亮，文静，身材高挑，但给我的感觉是她很忙，和我们小孩子接触不多。事后回忆，可能当时就在从事抗战救亡活动。抗战初期，我妈妈等亲友经常在成都路家里为医院缝制伤病员的病号服，听说这些活都是小姨妈组织的。当时的客厅里堆满了白衣白裤，住在一起的婶婶、阿姨也一同帮忙。

那时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岁吧，母亲也教我们缝制衣带，虽然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心里却觉得也为抗战出力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住在英租界，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地区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动还可以进行。

可是后来就没再见她，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线牺牲了。因为当时上海还在日寇占领下，气氛很是紧张，大人们都不同我们说这些事，究竟她是在哪里牺牲的，当时情形如何，在我写这一部分初稿时，还不清楚。后来我表妹王炼利来信说：我小舅舅（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王炼利的父亲）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回来，曾同她说起，小嬢嬢是偷着去参加新四军了，当时家里谁也不知道。后来接到她所在单位来信，才知道她随新四军转移，病死在苏北。她的遗骨是大舅舅到苏北去取的。大舅舅到了坟地后，掘开墓，见到小嬢嬢的大衣，就肯定了这是她的坟，将她的遗骨带了回来。因为像她这样的家庭，参加新四军在当时自然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因此，我父母对她的死讯讳莫如深。

说起苏北，当时上海的上层社会是相当鄙视的。当时上海已是“东方大都市”，而上海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则显得贫穷落后（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谋生，那时候苏北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反映了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厨师、裁缝、理发师。这在当时上海是最低层次的几种职业。一个家产万贯的阔小姐却自愿跑到贫瘠之地闹革命，也可见当时人心之相背。

但在当时上层社会看来，小嬢嬢简直是叛逆之极，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样，他们很难获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军那里时，还说过“让她去”的气话。

一个腰缠万贯、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什么动力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上海舒适的家庭，到苏北这样贫瘠之地去呢？苏北为什么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这是个谜一样的话题。很遗憾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听到小嬢嬢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大舅舅张永生同外婆住一起，也在恒信洋行工作。我二年级考第一名后，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学生丛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礼物。

小舅舅张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长得也最帅，可以用风流倜傥来形容他。抗战时，他一个人跑到四川一所教会大学读书，但大学没读完，就辍学工作了，也许是他一人在大后方，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已经结婚，妻子是成都时的大学同学，生有一女，后来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结了婚。

小舅舅是一个公子哥儿，上海所谓的“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他开过自行车行，装配自行车，那时候，在上海，有一辆自行车，就不简单了。我在高中时，同班四五十名同学，有自行车的只有二三人。如果做个比喻，开自行车行大体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好一些品牌的汽车行，可见他是个很时髦的人，而且敢想敢做。敢想敢做的个性跟随了他一辈子。

我上清华时带去的自行车就是他开的店为我装配的，我也因此成了清华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拥有自行车的学生。这辆车，后来在班上，成了公车，哪位同学要进城，就骑着我的车去。

20世纪20年代末，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风云际会，政治与经济势力也此起彼伏。除了雄踞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革命党、各种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盘踞在上海，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地址最初也在上海。上海既是冒险家的天堂，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同时也是大浪淘沙之地。28岁的父亲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职营业员，可见父亲应该还是有一定硬功夫的。

我知道的八百壮士

按说，小学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代，但日寇的铁蹄粉碎了这一平静生活。1937年，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件，打响了淞沪会战。战争打得很激烈，双方互有胜负，但终究国军与日军实力有差距，事后的资料显示，是因为蒋介石当时政权不稳，而且军费开支并没有充分筹备，所以不敢全面、彻底进行抗战。对此他还在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声称，自己需要10年的时间准备。

所以，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还指望“国际联盟”进行斡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殊不知，正如民国著名军事将领蒋百里所言，对于日本人，无论胜败只能打，而不能降。

但是，当年蒋介石是否能听得进这些话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十九路军在上海坚持近3个月后开始撤退。

那时我还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对整个战争情况当然不了解，但“八百壮士守四行”却深刻在自己脑海中。时任十九路军中校团副谢晋元奉命率一个营兵力进驻“四行仓库”，以掩护国军大部队撤离上海。所谓四行仓库，就是上海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家共有的钢筋混凝土仓库大楼。“四行仓库”在苏州河北岸，南岸就是英美租界。当时日本还没同英美宣战，因此日军还不能进入租界，但国军同样也不能进入租界。谢部坚守四行仓库，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赞扬，大家从十九路军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民族军人的魂魄。

有位女中学生杨惠敏当时才十四五岁，是一名童子军，随身裹着的一面国旗，深夜泅渡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第二天，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倭寇的决心和信心。杨惠敏的名字从此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她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了上海各界津津乐道的知名人士。

再后来，上海沦陷，杨慧敏长成了青年，著名影星胡蝶逃往香港，拜托她保管和运送行李，最后行李丢失——兵荒马乱的，人能活着就不错了。而巧的是胡蝶恰好看到一处商铺有人在兜售她名贵的皮草大衣，就觉得是杨惠敏保管不利。当时胡蝶被戴笠“抓”去做情妇，戴笠则把杨惠敏关了起来。

但是一直也查不到对杨惠敏不利的证据，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据说戴笠着急在不适合起飞的天气起飞只因为要参加胡蝶和前夫的离婚仪式，以便和胡蝶顺利结婚；戴笠飞机失事后，杨慧敏才被放出来。现在想来，杨慧敏的命运也算是跌宕起伏。

其实，谢晋元的部下实际上只有400多人，为什么称之为“八百壮士”？是因为有的报刊撰文，将其同楚汉相争时田横的八百义士做比较，故被称作“八百壮士”。不久，歌曲《歌八百壮士》开始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这一事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战必胜”的信念大为增加。谢晋元团长在1941年被叛徒刺死。2004年5月，我在湖南衡山看到建于1943年的忠烈祠，是仿照南京中山陵形式建造的大型陵园。最高一层安放着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的灵位和照片，人数多达140余位，其中谢晋元已被追认为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将“四行仓库”附近的一条马路改名为“晋元路”，并建立“晋元中学”，以志永久纪念。

抗战胜利啦！

1945年8月15日，那天清早，天还没大亮，家里电话铃突然响了。

我想这么早来电话，不是好事，就是坏事。因为电话是两家公用的，所以是安装在楼梯拐角处。夏天我一人睡在二楼客厅的大餐桌上，离电话最近，听到铃声，就下楼去接。电话是一位亲戚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之情，传来了一个使人惊喜若狂的消息：“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于是我赶快叫醒大人，大家分享这一天大的喜讯。毕竟这个消息太意外了。因为，当时日本也是封锁消息的，报纸上肯定不会刊登，至于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因此，美军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我们并不知道，至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即使有报道，恐怕也是轻描淡写的。

虽然我们还没有杜甫诗句描绘的那样“初闻涕泪满衣襟”，但那种“喜若狂”的感觉却丝毫不差。我们立刻再打电话，通知其他亲友；同时两家人都聚集在客厅里，憋了八年的鸟气，可以痛痛快快地发泄了。

因为信息不通，也没有电视、广播进行统一的宣传，所以我们没有见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但是内心的兴奋和快乐迅速传播开来。那天熟人见面，首先是抱拳作揖，庆贺抗战胜利，小日本终于垮台了！也听说有的日本鬼子听到天皇诏书后切腹自杀了；还听说有的日本鬼子不相信这是真的，还在那里扬威耀武地欺负中国人，被老百姓围殴了。是真是假，谁也没心思去核对。因为日本投降了，这毕竟是铁定的事实。

父亲找出隐藏好久的蒋介石的戎装照片，配上镜框，挂在厅堂里，我们也没有想象到，原来父亲在沦陷区还珍藏了这么一样“危险物品”。那时，看着被父亲供奉起来的蒋介石，真觉得蒋委员长好伟大，好威武！总算可以不再受小日本鬼子的气了，满脑子想着胜利后可以好好搞建设了，国家就富强起来了。

那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节）上海举行盛大游行。部队也参加，要经过四马路，天福百货店就在这条马路上，外婆是“天福”的老主顾，同“天福”的老板很熟悉，她带我们到“天福”沿街的楼上去观看。

想象里，参加游行的部队，该是孙立人统帅的新一军那样的美式装备，士兵们穿着笔挺的军装，但实际看到的士兵着装、配备，却差得远，当然有些失望。

其实，当时的国民党也没有想到日本这么快就投降了，估计日本人自己也不会想到，日本那么快就“气数已尽”。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只不过在行将就木的“日本帝国”身上再捅了两刀而已。

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料到日本这么快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所以很多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不仅是关于“游行”这种“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接收工作，所以大接收就在混乱中变成了“大劫收”。而在东三省的关东军的武器、物资和工厂设备，大部分被苏联红军搬回苏联，一小部分转移给了共产党。

离延安更近了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抵延安，回来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由于这次参加访问的，都是社会著名人士，当时所谓的“社会贤达”；而且又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因此大家都认为书中内容可信度极高，2万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在上海，凡是心系国事的人，很多都看过这本书，而且成为街头巷尾，家庭饭桌上的谈话主题之一。

除了黄炎培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等人员的传播之外，一些杂志更具有战斗性。

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重庆等地回来一大批“文化人”，他们同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结合起来，办起了一批杂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黎澍主编的《文萃》周刊；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半月刊等。这些刊物基本上是以政论性文章为主，《文萃》《观察》也经常发表一些文艺作品。这几份刊物都是我经常看的。为这些刊物撰稿的有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许广平、郭沫若、茅盾、田汉、胡绳、吴晗、沈钧儒、臧克家等，还经常能看到乔木的国际时事评论。此乔木非在延安的胡乔木，而是在香港的乔冠华，笔名乔木，时有南北乔木之称，还有丁聪配发的漫画，都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刊物创刊时间大体在1945年9月到1946年9月，但由于其进步倾向，敢讲实话，国民党将其视为文化战线上的大敌，先后都被查禁。其中《周刊》《民主》都在出版一年左右就被国民党查禁，《文萃》《观察》也只存活了两年左右。但人民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

当时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很是活跃。各种演讲活动，文艺演出很频繁。我曾听过郭沫若的诗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当他以诗人的饱含激情的语调念出第一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整个会场就鸦雀无声，而当最后那句经典的诗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时，更是激起全场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人们都在期待着，让这猛烈的暴风雨把那些污泥浊水统统扫光！

文艺界也十分活跃。话剧舞台较多的是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演出。抗战胜利还不过两个多月，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强烈的现实情况刺激下，只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被称为“中国版的《钦差大臣》”的三幕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剧中描写两个逃避官方追捕的强盗所做的黄粱美梦。梦中，他们成为一个小县城的知县和秘书长，同县里各局局长一起，与满口“仁义道德”“廉洁奉公”的省长沆瀣一气，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活生生的一幅官场百丑图，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1946年2月起，在重庆连演40多场，轰动一时，在上海演出时，我也去看了。

剧场中笑声过后，更使人深思何时才能吏治清明？使群丑无处藏身，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过街老鼠。

电影界出了一批结合现实的好电影。其中以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响最大。电影以八年抗战为背景，以一个小人物张忠良抗战八年中的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张忠良（陶金饰）从心系抗战，不惜抛妻离子，长途跋涉，奔赴重庆，到最后成为接收大员，回到上海，沉湎于纸醉灯谜的花天酒地之中，以致其妻素芬（白杨饰）得知真相后，投河自尽。

放映过程中，可以听得到观众的唏嘘之声，人们为素芬的悲惨命运而不平，也为张忠良的变质而愤慨。但走出影院，人们更会思考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更增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这部电影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几位主角：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从此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影星。

新中国成立后，该剧的编导蔡楚生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郑君里曾执导都是由赵丹任主角的《林则徐》和《聂耳》，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那时，在进步学生中流传的一些歌曲，像《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其实，所谓“古怪”者，也都是现实状况的反映。“田里种石头，灶里长青草”，这就是当时部分地区农村现状的写真；“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人用嘴来讲话”，这更是国民党特务横行、欺凌百姓的写照。还有像《你这个坏东西》，歌词通俗明了的大白话开始：“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接着就历数坏东西的罪状。

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人们思索着，期盼着新的曙光的到来。

用“单戈士”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

除了参加这些实际活动外，我又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就是向进步报刊投稿。

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申报》和《新闻报》，进步报纸有《大公报》《文汇报》和《联合晚报》《新民报》等；杂志接触较多的除了《民主》《周刊》等外，还有《中学生》《英文月刊》。我曾经投稿的报刊有两个。一个是《中学生》杂志；一个是《联合晚报》。都是用的笔名“单戈士”，“单戈”合在一起就是繁体字的“战（戰）”。这也是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想做一个和各种腐败力量做斗争的战士，其实自己当时又能做些什么呢？

《中学生》是开明书店主办的一份杂志，在中学生中影响很大。主办人是夏丏尊先生，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没有几个知道他了。夏先生是同叶圣陶齐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说起夏先生的名字，好像很怪，“丏”不是“丐”，为什么取这样一个会同“乞丐”的“丐”搞混的名字呢？原来是为了逃避当时那种肮脏的政治，在市参议员选举中让人写错票而不至于当选，大约那时的选票不像现在都是印好名字的，而是要自己填写的。夏先生病逝于1947年4月23日，临终前说了一句“胜利，到底是啥人的胜利？”，这句沉痛的话语却说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声。

开明书店还有一份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刊物《英语月刊》，在1947年的某一期上，张沛霖先生发表了《追念夏丏尊先生》，我把它翻译出来，投寄给《中学生》杂志。虽然没有采用，杂志编辑部却请张沛霖先生帮我做了认真的修改，“但整个调子，还是欠流利，故不拟刊载”。看到这一修改稿使我十分感动，恐怕现在没有哪一家杂志的编辑部能够这样对待一位不拟刊用的无名作者的稿件。这个修改稿和编辑部的退稿函至今我还保存着。

后来我就以夏先生的这句话《胜利，到底是啥人的胜利》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文章，投寄《中学生》。编辑部来信表示要刊登，后来因当期稿太多，没能赶上，过时再登，“有点像‘冷灰里爆热火星’似的”（编辑部来函），没有刊登。

我多次向《中学生》投稿，但刊登了的只有一篇《缴学费》的小小说。主要是对当时所谓“学店”式的学校的抨击。

至于投给《联合晚报》的稿件，都是短小的时评式的短文，刊登了多篇，现在自己也记不得写些什么了。

《联合晚报》创刊于1946年4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报纸。社长刘尊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总编辑陈翰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1964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曾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乔石和其夫人翁郁文都是该报的记者、编辑。该报出版才1年多，就因如实报道“五·二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罪名，勒令与《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在1947年5月24日一起停刊。

1948年7月，我从晓光中学毕业了，即将开始向往中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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