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对生态建设工程响应与适应的对比研究_邵景安，徐新良著_9787030492876

政府引导下的植被生态恢复治理，成为近年来区域生态建设工程的重点，受到了相关领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成果、政策框架和治理模式均已发表和付诸实践。作为中国生态脆弱区的典型代表，江西山江湖区的山江湖综合治理自80年代实施以来，现已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配套技术等，但面对转型期的人口移动、生产模式转变、生活方式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建设过程中新的农户参与方式也必将会出现，他们对原模式的适宜程度，以及原模式能否在新形势下健康运行等，都是生态建设中农户参与响应所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青海三江源区以减压生态恢复为契机，实现草地减压基础上的生态恢复，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牧民参与生态建设所表现的许多关键问题缺乏科学认识。本研究选择山江湖区的泰和、井冈山、兴国、宁都和三江源区的玛多为样区，对比分析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方式，以及参与收益后对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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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观念的转变，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日益成为区域增强发展后劲、提升软实力的重要策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成为培育新的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不合适的人类活动往往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退化或破坏），而对遭到退化或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或治理，因其产生效应的公益性、服务对象的遍在性、投资额度的巨大性和建设成效的缓慢性，使政府理所当然地成为承担主体，包括规划布局、组织实施、资金投入、工程维护等方面。因此，政府主导下的植被生态恢复与治理，已成为近年来区域生态建设工程的关键主体，受到相关领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而且大量的研究成果、政策框架和治理模式均已发表和付诸实践，工程建设、治理成效、示范影响等方面均已取得很好的社会认可与赞同，当地居民也从中获得较为显著的效益。
　　当然，即便是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其在规划布局、政策制定、工程施工、后期维护等各个阶段均少不了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不管是初期的参与还是后期的适应性调整阶段），尤其是在整个生态恢复与治理过程中，始终要把公众福祉的提高与生态完整性的提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便获得生态建设工程的“双重过滤器效应”。倘若仅注重生态或经济效益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获得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哪怕在政府的主导下（没有经济收益的生态建设是不会长久的）。而且，还要把公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出的与生态建设拟实施措施不谋而合的行为引入到生态建设过程中，尽量发挥其可能具有的生态学意义（这更有助于建设措施的实施），对不利于生态建设的不合适行为，则尽量采用建设调控与生态补偿引导的方式来进行，以便实现以公众参与为界面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顺畅决策与实施。可以说，公众参与对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建设的成败，以及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
　　然而，从目前研究和实践层面看，有关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归纳与提炼，以及不同生态脆弱区政府采取措施和实施效果间的对比仍做得不够，尤其是当地居民对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更是缺乏探讨。生态系统按遭受扰动及其生态响应程度可分为退化和破坏两种，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常常采取的措施有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破坏生态系统的重建，而具体在实施上依据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程度又可细化为就地重建、就地致富（居民的生计来源和生活方式均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体现为就地），生态移民、异地就业[居民的生计来源（被割断）和生活方式（很难适应异地习俗）影响较大，生计来源和生活方式需重建，体现为异地]。在不同的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和不同的生态系统恢复模式下，当地居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也有很大差异。因为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一方面要恢复或重建当地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另一方面又要从治穷上治本，尽量拓展当地居民的生计来源（转移劳动力、移民再就业等），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如饮食方式、能源消费等），减少当地居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扰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其实就是协调或再造当地居民与原有生态系统间的关系，以及再造新的生态系统和新的人地关系。为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都牵涉当地居民利益，并需要当地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否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居民在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不同阶段的响应差异较大。通常情况下，在生态建设工程开展初期，当地居民大多是被动参与的，且政府在制定与生态建设有关的各项规划、政策时也常常将当地居民的参与流于形式，当地居民本身对生态建设是否能给其带来福祉仍没有信心，这样，在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面前，当地居民往往是被动参与，如投工投劳、政府提供投入而当地居民收益及提供优惠政策等。然而，伴随生态建设工程的逐步深入，当地居民从参与生态建设的过程中一旦获得预期的或与预期相差不大的收益时，其参与生态建设的态度就会随即改变，由原来的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改善，即自发参与生态建设。而且，投入主体也由原来的政府主导转变为当地居民的自行投入，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政府为其提供宽松的环境和便利。更进一步，若当地居民在自行投入、自行参与生态建设后（即自发参与后）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或者在自发参与的过程中为追求最大的经济收益，他们会自行创造或探索出许多有益的参与生态建设的模式，而且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投入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流转、入股、联营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均由自发转变为自觉。因此，就当地居民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阶段看，可细分为被动、自发和自觉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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