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是中华第二帝国西汉的兴亡史。
刘邦由一介草民，投身秦末起义的洪流，三年与天下群雄灭秦，被封汉王；四年与西楚霸王周旋，夺取天下，建立大汉帝国。帝国经文帝、景帝励精图治，步入繁荣；经武帝奋发飞扬，进入鼎盛；经昭宣中兴，宗室得以维系；最后轰然陷落于新莽。
从刘邦起义创业，到其称帝，是短短七年；从刘邦威加海内，到王莽偷天换日，是二百多年。
创业艰，守成难，其崛起何其迅速，其守成何其艰难！一书演尽历史沧海桑田。
秦史、汉史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因为这两大帝国几乎奠定了未来中华民族的一切，后世各朝的历史基本都是秦汉史的变化复制。
《大汉帝国》是中华第二帝国汉朝的兴盛衰亡史，也是第一部不仅从帝王将相立场，也从平民立场看帝国兴衰存亡的历史。它既关注历史狂潮中的个人命运沉浮，又重视历史人物的个性、人格在历史巨变中的具体表现，同时画龙点睛地揭示关键节点上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具体影响。
为了立体再现历史，作者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惜笔墨详解各种背景,使平常人眼中生硬的典章制度、族谱世系，都活化成为人物生存挣扎、历史奔突演进的立体背景。
大汉帝国史，既是一个帝国的兴衰存亡史，也是刘汉家族的创业守成史，更是各主要人物的艰难成长史。读者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经验，品咂复杂的人生况味。
致读者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我的这部《大秦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暮鼓晨钟、不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的“史话”。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字便可概括：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明白的前提是理解。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又难免枯燥乏味。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文。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著。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萧然，作家、历史学者、老新闻工作者。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并合著有《新译吕氏春秋》《新译春秋繁露》《新译唐六典》等多种历史著作。然陷落于新莽。从刘邦起义创业，到其称帝，是短短七年；从刘邦威加海内，到王莽偷天换日，是二百多年。创业艰，守成难，其崛起何其迅速，其守成何其艰难！一书演尽历史沧海桑田。
致读者
引言 中华大一统的范式
从“汉”这个字的古今义说起
帝国风范：巍巍大汉，垂范后世
站在丝绸之路上看当时世界
第一章 历史走到了岔路口
分封才罢，纷争又起
刘邦找到了一个讨伐项羽的好题目
从彭城到荥阳：胜利和失败都是考验
第二章 楚河汉界：中原大地摆出了一局棋
黄河南北：两个战场，两种景观
风云突变，汉、楚、齐玩起了走马灯
差点提前推出一部《三国演义》
乌江悲歌：“时不利兮”“天亡我”!
第三章 布衣刘邦当上了大汉开国皇帝
诞生于“汜水之阳”的大汉帝国
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帝国的一块心病：匈奴问题
异姓诸王接连演出了人生悲剧
慷慨歌《大风》，惶恐说“安刘”
第四章 吕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制的女性
当了皇帝依旧保持着寻常人情的刘盈
吕后称制：学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
且看史称“刚毅”的吕后如何“以吕代刘”
一场“灭吕安刘”的政变在悄然行动中
第五章 被史家称为德政标本的文景之治
“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
司马迁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一场大决战
帝国“接班人”问题的困扰与突围
第六章 为帝国开创鼎盛时代的汉武大帝
寻找一种理论，以激活汉魂，永固汉统
中国翻开了一部独尊儒术的历史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上）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下）
第七章 高帝遗愿的实现：终得猛士守四方
——汉武大帝之章续
从马邑挫败中奋起，向大漠进击再进击！
将征战扩展到南、东、西诸边
得不偿失的最后三次北伐之战
丝绸之路：一条用双脚走出来的国际通道
第八章 从天国降到人间，从理想回到现实
——汉武大帝之章再续
汉家天子终于获得了上天“授命”
帝国之忧：总也填不满的财政大窟窿
多情又多事的后宫与东宫
从颁发“罪己诏”到临终托孤
第九章 日中则昃：帝国从中兴到衰亡
昭宣中兴：从强力兴作到与民休息的“软着陆”
班固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
成帝：一个受制于外戚的风流天子
哀帝：《谥法解》说：“恭仁短折曰哀”
王莽：体制内部生成的帝国掘墓人
结 语 历史需要在蝉蜕豹变中获得复兴
“三七之厄”与古人对兴亡之道的探究
渐台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题
从班彪评论看新末历史走向
汉王国和汉帝国大事年表
后 记
帝国接班人问题的困扰和突围
周亚夫之死：少主容不得强臣
景帝一过四十就多病，近些年来又常常有一种不久人世的预感。为此他得抓紧时间，再替皇太子构建一个能确保其顺利继位并迅速成熟的班子，特别是其中丞相的人选，至关紧要。
于是景帝又想到了周勃。
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辑录的《汉武故事》，说到一次景帝宴饮诸大臣，列席者包括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和刚刚年满七岁的皇太子刘彻。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个细节——
太子在侧，亚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视之不辍，亚夫于是起。帝曰：尔何故视此人耶？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
《汉武故事》历来被列为小说家言，算不得信史，不过所记的这一细节似乎也并非向壁杜撰。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来看，亚夫的死确实与刘荣被废、刘彻被立有着某种联系——
景帝废栗太子（即刘荣），丞相（指亚夫）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景帝在开始疏远亚夫时，肯定会记起在平定七国之乱中亚夫曾经抗旨那笔旧账，很可能还会钩起乃父周勃以诛灭诸吕之功自傲、致使文帝浑身都不自在的陈年记忆。因而景帝的这种“疏之”就意味着那柄仅用一根马鬃系着的达摩克利斯剑，已悬在了亚夫头顶。不幸的是，偏是亚夫自己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不愿设法躲避。刘邦和司马迁评论周勃都用了四个字，前者称“重厚少文”（《汉书·高帝纪》），后者称“木强敦厚”（《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不仅保留了父亲的这些遗传基因，恐怕还得加上一句：坚执。他坚执着自己认定的某些道义，即使面对九五之尊也不肯稍加通融。于是不久又发生了一次不识时务的应对，从而使他又向坟墓跨进了一大步。
那是有五个匈奴单于属下的部落头领来降汉，景帝想封他们为侯，目的是以此吸引更多的匈奴头领来归降。作为丞相的周亚夫却反对。他说：此等人都是背叛了自己的主上来降汉的，叛逆之臣，罪不可赦，陛下反封以为侯，将何以激励人臣忠于君主的节操呢？
景帝显然认为亚夫此论简直是冥顽不化，根本不予理睬，顾自将五个匈奴头领皆封为列侯。
亚夫因在与吴楚之军作战初期置被围的睢阳于不顾而得罪了梁王刘武，从那以来，刘武每次入朝总要在窦太后面前说亚夫的坏话，这就使窦太后对亚夫留下了一个相当可恶的印象。通常人们处在亚夫这种境况下，为求自保，总要百般去讨好这位当时对朝政颇具影响力的皇太后，但亚夫却非但拒绝那样做，即使面对的就是这位尊贵的皇太后，他也决不妥协。一次窦太后提出要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老太后这样做，很可能是背后受到皇后王娡和长公主刘嫖或明或暗怂恿的缘故；或者也有可能，上文已提到，这个王信曾为窦太后的小儿子梁王刘武求过情，老人想借此偿还一笔人情债。景帝却觉得不妥。提出的理由是，王信是他的小舅，而他的两位舅父窦建、窦广德，文帝在时都没有封，到他即位后才封的。不过此时窦建已死，只好封其子窦彭祖为南皮侯，封窦广德为章武侯。不料，窦太后听了非但没有被说服，反倒钩起了那段伤心事，愤愤地说：你不知道我正为那事恼恨过呢？你快去给我封王信为侯吧！
景帝还想缓冲一下，就说：容臣儿与丞相商量后再定。这实际上就是把亚夫推到了与窦太后正面较量的地位。
好个周亚夫，撞着了南墙还是不回头！他当着景帝、窦太后的面义正词严地说：当年高祖皇帝与诸大臣刑白马而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倘若有谁违约，天下共击之。如今王信虽是皇后之兄，但无尺寸之功，封之为侯，就是违约！
真是冤家路窄了！当年窦建、窦广德封侯的最大障碍是周勃，这回硬顶着不让封王信的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这对戆父子！
景帝听了默然，窦太后听了也同样默然。封王信为侯的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难道一个受雇于汉家的朝臣，真能独臂阻挡端坐于皇室峰巅的皇太后的懿旨吗？
这样的奇迹当然绝不可能出现。
周亚夫，这位顽固不化的丞相，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置身在悬崖上，而且就只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已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还能在相位上坐下去吗？
景帝中三年（公元前147年），他以有病为由，提出辞呈，景帝连礼貌性的挽留话也没有说一句，就免去了亚夫的丞相之职，准以条侯的身份归第。与此同时，另任桃侯刘舍为相。刘舍原姓项，他的父亲是与项伯一起弃楚归汉的项襄，高帝为表其功赐姓为刘。
一年多后，遵窦太后懿旨封王信为盖侯。
卸去相职回到自己府第的周亚夫，就像当年父亲周勃被诬入狱侥幸获释回到绛邑后那样，过起了清闲散淡的日子，或郊游，或垂钩，或行猎，倒也自在。忽一日使节奉旨来召，命他即刻进宫见驾。虽是吉凶难料，心存忐忑，却也只好随之而行。来到禁中，看看那些掌管酒食之事的尚席正来回忙碌着摆设酒宴，知是景帝赐食几个近侍大臣，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入席后，却又感到了蹊跷：左右相邻诸大臣几案上都有丰盛的酒食菜肴，摆在自己面前的却只有一块尚未切碎的大肉，而且既不置刀，也不放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是尚席疏忽了吧，便大叫了一声尚席，说道：尔等做事因何如此草草，快取刀箸来！
不料那尚席却轻慢地瞪来一眼，竟转身不理。就座在正席的景帝却笑着向这边放过话来：这难道还不够足下受用吗？要刀箸做甚！到这时亚夫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皇上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他，激怒他。
景帝这一手很可能是从历史上学来的，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就用类似的方式羞辱过他的占卜师史苏。据《国语·晋语一》载录，献公因一次占卜史苏对卜辞的解释违反了他的意愿十分恼火，在宴请众大夫时，特地命掌管宴会礼仪的司正让史苏“饮而无肴”：只给他喝一爵酒，不许他吃几案上丰富的菜肴。当年史苏知道献公用意后，只好“再拜稽首”；如今我们面前这位曾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也不得不免冠跪伏谢罪；只是当他额头磕到地面时，胸口分明有一股怒气喷发欲出，他狠劲一咬牙，才把它咽了下去。
景帝淡淡地说了声：起来吧。
亚夫霍然起立，整整衣袖，旁若无人地顾自快步出殿。
景帝注视着他的背影，说了载录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这样一句话：
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景帝的这句话内藏玄机和杀机，奥妙无穷。
此时那个已当了三年丞相的刘舍，因罪被黜免。该由谁来任此要职呢？景帝一时拿不定主意；而窦太后则提出由窦婴继任。此前，景帝欲废太子刘荣，作为太子太傅的窦婴多次谏阻无效，一气之下，索性托病屏居于蓝田南山，当起了隐士，后经人劝说才回到京师，却再也无心政事，成日只顾与一帮宾客宴饮自娱。窦太后之所以提出要让这个她也很不称心的侄子为相，似乎带有怀念她的冤死的小孙子刘荣的意思。但景帝却觉得窦婴此人“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汉书·窦婴传》）。据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猜想：景帝此次对亚夫如此奇特的宴请，很可能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特殊考察，有意使之受到羞辱，就是这次考察的科目，看你这个下台丞相如何应对。如果亚夫不“怏怏”，即如果他能表现出诚恐诚惶的样子，以示他的彻底臣服，景帝会不会稍予宽宥，再让他去坐此时正空着的相位呢？或者至少能容许他活下去吧？文帝曾称赞亚夫为“真将军”；不妨说亚夫的可贵和可悲就在这一个从细柳营开始此生一直坚守执着的“真”字上。面对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他居然还想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这就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了。无论如何，当景帝说出“非少主臣”这四个字时，已经完全收起了对亚夫也许曾经有过的些微宽容，因而这句话无异于一张死刑判决书，宣告那柄高悬于亚夫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即将坠落。
但，这还只是这句话的表面含义，它还另有深层的含义。
毕竟，景帝还不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他要杀亚夫有他不得不杀的“理由”。如果我们站在维护汉帝国长治久安这个立场上想一想，就会觉得景帝的这句话不仅充满着智慧，而且还凝结着众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有些还是血的教训。这就不能不再次说到我在上章末节提出的皇权传承过程中四种危机的最后一种危机：交接型危机。
在帝王制度语境下，帝王权位传承唯一的资格就是血亲。当老皇帝离世时，其子嗣中被立为太子的那个人，即使尚在襁褓之中也成了合法的继位人。这样的“少主”如同一棵幼苗，是经不起风霜雨雪摧残的，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发生交接型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预防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这棵幼苗人为地构建一座“暖房”，待到长成时再拆除这座暖房。这也就是历代为太子设置太保、太傅、太师，“太保保其身体，太傅傅其德义，太师导之教训”（《两汉纪》引贾谊语），直至继位有时还要“托孤”，还要配备顾命大臣的原因。二是为幼苗清除害虫。对幼主来说，奸臣、佞臣是害虫，这是常人都能看到的；景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众多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那些功勋赫赫、秉性耿直、处事不善权变、动不动就要来一个强力极谏的大臣，对少主的顺利继位同样无益而有害，非事先除去不可。不妨将景帝的这一措施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少主容不得强臣。此时皇太子刘彻也还只有十二三岁，而景帝又自知不久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像周亚夫这样的“强臣”难道还能让他存在下去吗？
既已决定彻底抛弃亚夫，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八月，景帝下诏任卫绾为相。
卫绾此人，论军功，根本无法与亚夫同日而语；比才干，也远逊于窦婴。但他有个两人都没有的长处：坚守君臣之礼，为人宽仁厚道。他在文帝时任中郎将，颇受器重。一次，那时还在做太子的景帝请父皇左右侍臣宴饮，别的人都去了，唯独卫绾托病婉拒。他不赴宴是因为守着“君老避太子”的古训，不想落个预先趋附未来新君的嫌疑；景帝却视之为不尊重自己的表示，一直介然于心。文帝临终叮嘱景帝：“绾长者，善遇之。”（《汉书·卫绾传》）景帝即位后却没有“善遇”卫绾，而是将他晾在一边，不加任用。对此，卫绾不仅毫无怨言，还更加勉力地克勤职事，有功让与他人，有过自己承担。这样日子一久，景帝终于渐渐看出卫绾确实是一位忠厚长者。这样到七国乱起，便任以为将，后据军功封为建陵侯，拜为中尉。只是到了要处理废太子刘荣一案需用铁腕酷吏，而生性仁慈的卫绾无法胜任时，才暂时命他告退，另任以严苛著闻的郅都为中尉。及至立刘彻为太子，再召卫绾为太傅，三年后，擢为御史大夫，这次更任以执掌朝纲的丞相之职。
再颁诏以卫绾为相时，景帝想到了窦婴，毕竟他是自己表兄弟，又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过大功。但此公放情任性，好结交而又少心机，将来极有可能招人暗算。为此，特地把他召来，授给他一份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汉书·窦婴传》）那意思是我死后你如果遇到了麻烦，特许你可以直接条陈上奏。
最后还剩下一件事：如何除掉动不动“怏怏”的周亚夫？
要杀像他这样一个大功臣，总还得找个理由，或者借口。
不过别担心，存心要找，自然也不难。
亚夫有个儿子大概是想尽点孝心吧，向专为宫廷制造器用的尚方购买了五百件甲、盾一类葬品。但这小子可能有点霸道，他雇人搬运这些葬器，人家干得很苦，他却没有给工钱。雇工看出这些葬品是从尚方盗买出来的，一气之下就将此事告到了朝廷。尽管雇工告的是亚夫的儿子，但只要稍作引伸，杀亚夫的“理由”不就找到了吗？于是景帝便下了一道将其论罪的诏令。这天亚夫正在家中闲坐，忽见一郡尉带着大批差役虎狼般闯入。自知此去已无生还之望，想到大丈夫当慷慨而死，岂可再去折腰受辱，便愤然拔剑出鞘就要引颈自刎。偏在这时，他的夫人闻讯赶来，死活拖住，哀泣不止。亚夫看着于心不忍，只好道声珍重，随着郡尉来到官衙。郡尉百般审问，亚夫却硬是梗着脖子不肯回答一句话。景帝闻报，勃然大怒，说：不用他开口，朕也一样可以定他罪！便下令把亚夫移交给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长官的廷尉。下面是廷尉在审问亚夫时一段极妙的对话——
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此时尚留有条侯封号，故尊之为“君侯”）
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
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欲反地下”即死后想到地下去谋反竟也成了一种罪名，这甚至比一千多年后宋高宗加给岳飞的“莫须有”罪还要荒唐！
周亚夫开始绝食。五天后，呕血而亡。
如果说，项羽乌江自刎是为了保持一个作为失败者的尊严，那么亚夫的绝食而亡则是在个人无力与强大皇权抗衡的情况下，最后只好用仅存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亚夫之死，令人扼腕。草草凑成一绝，来为将军送行——
细柳当年识干城，
欲倾汉室赖昆仑；
凯复归来绝饭死，
歌罢大风已断魂。
这一节我们已接连叙述了多个血腥事件：栗姬怨愤而死，其亲属株连被戮，刘荣投缳自尽，郅都含冤受诛，袁盎等大臣被刺，公孙诡、羊胜自杀，梁王热病身亡，亚夫绝食而终。实际上同是在这些事件中死去而历史没有留下姓名的，一定还要多得多。他们的死大都与刘彻的被立为皇太子有关，区别只是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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