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轰鸣下的尊严：1840年至1911年的中国故事清2（下）/话说中国_汤仁泽著_9787545212815

《话说中国》是一部具有多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全书两千则景点故事，全面展示中国历史悠久亘长而又风云变幻的生动轨迹，八千余幅细腻反映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片，立体凸显光辉灿烂的中华五千年社会文明成果。
享誉海内外的史学界顶尖学者李学勤教授担任本书总顾问，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何承伟担任本书总策划。
杨善群、刘精诚、顾承甫、程念祺等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线历史学者撰写全书文字，将个人长年学术精华融于书中，倾力奉献经典而又精彩的篇章。本书是汤仁泽编著的分册《枪炮轰鸣下的尊严(下1840年至1911年的中国故事清2)》，全景式打造晚晴历史。
晚清在枪炮声和耻辱中走过来了，穿过黑暗的隧道，终于望见了晨曦，经过奋斗，中国人终于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一千三四百年的科举制度。历史总是随着时代车轮前进着的。即使有时退一步，也要进两步……

　　为最广大读者编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历史百科全书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决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作为中国人，最为祖国灿烂的过去与崛起的今天感到骄傲。作为中国的出版人，应义不容辞地以宏大的气魄为广大热爱中国历史的读者，承担起传播这一先进文化的责任：努力使中国历史文化出版物，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过去相适应，与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相适应，与世界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相适应。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又将通过我们的出版物回赠给人民，使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灿烂文化成为当今中国人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让更多的读者感悟我巍巍中华五千年光辉历史进程和整个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成果。为此，我们作了大胆的探索：以出版形态的创新为抓手，大力提高这套中国历史读物的现代意识的含量，使图书能够真正地“传真”历史；以读者需求为本位，关注现代人求知方式与阅读趣味的变化，把高品位的编辑方针和大众传播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独辟蹊径，创造一种以介于高端读物与普及读物的独特的图书形态，努力使先进的文化为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经过多年的努力，这套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精彩细腻的图片鉴赏、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话说中国》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这套书计15卷，卷名分别为：《创世在东方》、《诗经里的世界》、《春秋巨人》、《列国争雄》、《大风一曲振河山》、《漫漫中兴路》、《群英荟萃》、《空前的融合》、《大唐气象》、《变幻中的乾坤》、《文采与悲怆的交响》、《金戈铁马》、《集权与裂变》、《落日余晖》和《枪炮轰鸣下的尊严》。在《话说中国》这部书里，你将看到以故事体文本为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现代人对历史的感悟，最能产生共鸣、最能感到激动的文学样式是什么，是故事。是蕴涵在故事里的或欣喜或悲切或高亢或低回的场面。这些经典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记住了一个故事，也就记住了一段历史。故事是一个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它使读者在随着故事里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跌宕之时，不知不觉地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亲密接触”，从而让历史文化的精华因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净化着我们的心灵。因此，《话说中国》以故事体的文本作为书的主体。同时，它还突破了传统历史读物注重叙述王朝兴衰的框架，以世界眼光、一流专家学者的史识来探寻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规律，以密集的信息，弥补故事叙述中知识点不足的局限，从而使故事的感性冲击力与历史知识的理性总结达成高度的统一。它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享受了故事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寻绎历史的大智慧。
　　在《话说中国》这部书里，你将看到互为表里的图与文的精彩组合。
　　当今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这一说法尽管片面，但也反映了读者的需求。在这套书里的图片与通常以鉴赏为主的图片有很大不同：
　　图片内容涵盖面广。这些图片能够深入再现历史现实，立体凸现每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透过生动的“图片里面的故事”，可以体味其中蕴涵着的深刻内容，堪称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它们与故事体文本相关联，或是文本内容的画面直观反映和延伸，或是文本内容的背景补充，图与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同时，纵观整套书的图片又分别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专门图史，如服饰图史、医药图史、书籍图史、风俗图史、军事图史、体育图史、科技图史等等。
　　图片的表现形式极其丰富。这套书充分顾及现代读者的读图口味，借助现代化手段尽量以多种面貌出现，汇集了文物照片、历史遗址复原图、历史地图与示意图、透视图以及科学考古发掘现场照片在内的3000余幅图片。既有精炼简洁的故事，又有多元化的图像，读者得到的是图与文赋予的双重收获。
　　创造了一种新的读图方式。书中的图片形象丰富，一目了然，具有“直指人心”的震撼力，但在阅读过程中，尤其是在欣赏历史文化的图片中，这种震撼力很难使读者感悟到。原来他们是凭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积累在品味和理解书中的图片。两者一旦产生矛盾，就不可能碰撞出火花。本书作为面向大众的出版物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环境：改造我们传统的图片的文字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信息，让读者在读完这些文字后，会产生一个飞跃，对第一眼所看到的图片有一种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
　　在《话说中国》这部书里，你将看到一个充满数字化魅力的历史百科知识体系。
　　数字化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崭新的变化，作为文化产品的创新也不例外。为此，我们在这套信息密集型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里，大量运用了在电脑网络上广泛使用的关键词检索方式，以关键词揭示故事内核，由此来检索和使用我们的故事体文本与相关知识性信息。这套书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但有自强不息的过去时，前进中的现在时，而且还有充满希望的将来时。
　　一则故事，一幅图片，一个关键词，都是某个有代表性的“点”，然而这个点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叙事单位。它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亮点，折射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把这些亮点连接起来，就会构成一条历史之“线”，而“线”与“线”之间的经纬交织，也就绘成了历史神圣的殿堂。点、线、面三维一体，共同建构着上下五千年的民族大厦。
　　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我们知道，印刷是中国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中，曾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灿烂篇章。然而近代中国出版落后了，以至于到今天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出版技艺上，还是在出版理念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们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善于学习、消化与借鉴，“洋为中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努力把世界同行在几十年中创造的经验，学习、运用到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以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心中有了读者，我们一样可以后来者居上。
　　中国编辑中的一位长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有穿越时空的翰墨芬芳；我们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历史文化太伟大了，无论你怎样赞美，都不为过；中国历史文化又太神奇了，无论你以何种方式播种，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天，我们所撷取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朵小花，还有更多更美的天地需要人们进一步去开拓。

　　广东的香山县（今中山）是近代有名的“买办之乡”，当地很多居民在洋行或跟外国人做生意，其中不少人都发家致富。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思想家郑观应就出生在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虽然终生没有取得功名，但是一直在乡塾中教学，深得乡邻们的敬重，他从小便得到了严格的教育，特别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最后名落孙山，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前往上海投奔叔父学习经商。到上海之后，郑观应居住在叔父郑廷江家中。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叔父工作的新德洋行担任听差。第二年，郑观应便被曾寄圃、徐润介绍到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低级雇员，这段时间里他在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夜校补习英文，能够浏览英文书报，同时研读欧洲政治、实业。很快，由于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又懂英文，被提升为宝顺洋行的买办。洋商中的首席中国买办郑观应在担任宝顺洋行买办后，又先后担任过茶行和盐务公司的经理，积累了大量的商场经验，在上海的商界也有了知名度。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商船公司成立，同郑观应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请他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账房和栈房等事务。郑观应和美国人晏尔吉共同主持日常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经营有方，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销售利润不断增加，因此后来太古洋行又同他续约五年。当时郑观应的年薪就已经是七千两白银，再加上公司的利润分红，此时的郑观应可以算是中国首席“白领”了。在太古公司任职时，郑观应也开始自己经商办企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在市场上同外国企业一较高低。他先后在山东投资开矿，并开设造纸厂。光绪六年（1880），郑观应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礼聘，在同太古公司契约到期时，放弃了公司的优厚待遇，前往轮船招商局任职。为国效力，侦察敌情郑观应任职轮船招商局之后，运用自己在太古公司的成功经验，针对招商局的弊端，拟订了“救弊大纲”十六条，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终于使招商局在经营上有了起色。1883年11月，郑观应因为出色的业绩，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1884）二月，郑观应主动配合清朝军队的抗战工作，数次上书朝廷，要求抵抗到底。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买入的二十五尊克虏伯大炮在运抵香港时，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刁难。郑观应奉命前往交涉，依倚他对香港情况熟悉，交涉相当顺利，将大炮运回广东。五月初，他又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派，潜入越南西贡侦察敌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郑观应往返几千里路，着重侦察了法军在西贡至金边、暹罗的水陆炮台，均详细绘制成草图。“盛世”发危言郑观应很早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走的富强发展之路。早年，他曾经写过两本书《救时揭要》和《易言》，阐述自己救国的理论。光绪十二年（1886），郑观应辞官在澳门闲居时，集中精力将《易言》扩编，阐发新的思想。经过五年的呕心沥血，完成了《盛世危言》一书。《盛世危言》全书连同附录和后记，总共87篇文章。全书围绕着“图强御侮”这个主题，贯穿着富强救国的思想，提出中国要强盛就要变法。而要变法，在经济上，要开展“商战”；在军事上，要制造先进的军械；在政治上则设立议院。他首先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理论，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经济技术，在国内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商战”上战胜列强。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郑观应希望朝廷尽快设置商部，统管全国的经济，在地方上设立南北商务局。在提出商战的同时，郑观应也指出导致中国现在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就是落后的专制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有在内部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议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在文章中责问清朝的统治者：日本和英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难道时至今日，中国还不想进行改革，设立议院吗？《盛世危言》发出了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前号召变法的最强音。对后来的变法维新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冬，此书付印，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竞相传阅，以至到19世纪末，已重印20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初，处于失败阴影下的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后，立即下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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