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的16堂国学课_张笑恒_9787511718501

　　南怀瑾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却也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匮乏，使国人陷入了物质丰富和精神贫乏的尖锐对比的矛盾中。《南怀瑾的16堂国学课》从仁爱、寡欲、德行、自强、孝道、好学等多方面阐述了南怀瑾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展现了藏于经史典籍深处的智慧。

　　2012年9月29日，被誉为“纵横三教，出入百家”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苏州仙逝，享年95岁。

　　1918年，南怀瑾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到17岁时，先生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同时还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每得其精髓而以为乐焉。

　　后来战火兴起，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人川任教于中央军校，报效国家。当时有报载道：“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

　　在川期间，南怀瑾先生有缘在青城山结识了川北禅宗大德袁焕仙老先生，二人晤谈之下，结为忘年之交。后袁先生闭关结束，在成都成立了维摩精舍，南怀瑾先生追随左右，拜入门墙，成为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自此开始潜心研究佛学。更在佛教圣地峨眉山闭关3年之久，后来又至乐山多宝寺闭关静修。在禅修打坐外，便埋头于书丛之中，披阅了《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所获甚丰。

　　1945年，南怀瑾先生在风了和尚的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在此期间，南怀瑾先生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了多位上师印证，承认南怀瑾先生为合格的密宗上师。

　　1947年，南怀瑾先生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杭州天竺，细细披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避乱世于江西庐山天池寺，结茅棚清修，直至1949年远避台湾。

　　南怀瑾先生初临台湾，受朋友怂恿，一时兴起，便与友人合作经商。然适逢时变，加之友人经营失误，竞至本利无归，生活陷于困顿。自此，南怀瑾先生乃潜心学问，并于此困厄之中完成了他在台的第一部巨著《禅海蠡测》。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怀瑾先生声名渐起。1985年，在旅居美国期间，他成立了“东西学院”，一时间名声享誉海内外。

　　1988年，南怀瑾先生移居香港，时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前往拜访先生，希望其能倡导、推动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提及的金温铁路，以利浙西1400万百姓。于是，南怀瑾先生开始筹资兴建中国国内第一条合资的铁路“金温铁路”。而随之，南怀瑾先生的书籍学说也逐渐开始风靡大陆。

　　2000年，由南怀瑾先生任理事长的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将“儿童中华文化导读”活动向祖国大陆及华人世界全面推广。后又移居上海，并于2006年在江苏吴江的太湖之滨，创建太湖大学堂，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化。

　　南怀瑾先生的后半生，都行走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他非常尊重和喜爱传统文化，甚至因此反对五四运动，认为其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能历数朝甚至外来统治仍不亡，乃是中国文化不亡所致。故近几年来，一直大力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希望能将读经史书籍的基础往下扎根，以改变目前中国人对中国自身文化认知的现状。

　　当今社会，虽然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但是逐渐的，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突然间，我们发现，物质文明的发展能带给我们高度的物质享受，却不能带给我们内心的安宁。

　　然而，在南怀瑾先生的书中，我们却可以品味出一丝别样的味道。从说孔孟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到谈老庄的《老子他说》、《庄子南华》，再到禅宗的《禅海蠡测》、《楞严大义今释》、《定慧初修》等等，讲述的都是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之道。

　　南怀瑾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讲经说法，读史悟道，把那种沉浸在经史深处的智慧展现了出来，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犹如久旱过后的一场甘霖飘然洒向干枯的大地，深深涤荡着我们的心灵。

　　本书则是立足于南怀瑾先生对诸多国学典籍的讲解和梳理，结合古今中外的诸多例证，再加上笔者自身感悟，从多个角度阐述人生的哲理与智慧。相信读者在南怀瑾先生国学思想的引导下，能够走好自己的生活道路，从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君子的为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

　　“一个大政治家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其实，亲近喜好相近、志趣相投的人，本来不算错误。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自身的个性、爱好，遇到兴趣相投合的人，乐意与之相交，这是人之常情。但若是与之结党营私，谋求私利而有损大公，那便是大大的不该了。

　　孔子所说的“周”，其意为以道德忠义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的共同利害互相勾结。可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人，他们偏偏钟爱于“比”，背离组织原则，常常聚集在一起唧唧咕咕，今天说这个不是，明天说那个不好，全以个人的好恶出发，或者今天你帮我解决点什么，明天我为你办理点什么，相互得利，可损害的却是公众的利益。如此一来，“周而不比”的君子反而吃亏了！

　　北宋大文豪苏轼便是一个“周而不比”的君子。王安石变法，主持庆历新政时，由于感觉到了新政的种种弊端，苏轼坚决反对新政，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不容于当权者，被迫自求外放。

　　后来新政失败，王安石罢相，司马光等一系旧党重新掌政，因为他反对新政的缘故，就将他重新召回，希望他能成为旧党的骨干。不过苏轼却是个有原则的人，虽然新政有着种种纰漏，但旧党的一些做法一样让他觉得不合时宜，他还大加抨击了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这就惹恼了当权者，所以不久之后，他再度自求外调杭州太守。

　　纵观苏轼的一生，几乎没有私敌。在公事上，他向来对事不对人.不因私利而结党，也不因利益冲突而怨恨别人，真真正正做到了“周而不比”，算得上是儒家君子的典范了。

　　南怀瑾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古写的篆文“比”字，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

　　其实，要做到“周而不比”，最关键的就是“爱”。这“爱”说的不是“私爱”，而是“大爱”，就是对天下人都要有爱心，无论他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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