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经典·易经系辞传_吴怡_9787551160230

《系辞传》是对《易经》的通论，相传为孔子所作。这本书通过对《系辞传》的逐句讲解，使我们看到，《易经》卦爻辞背后的天道，并更进一步，把天道转为人道，使六十四卦成为六十四种德性的修养。可以说，《系辞传》建立了一套占卜与天人之道及人性修养相融的《易经》的儒家哲学。读过这本书，才真正理解了孔子思想的高远和深广。

孔子与《易经》
一、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讨论孔子思想对《易经》的贡献，这已不是一个新论题，前人曾或多或少地触及过它。而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加以论述，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自孔子把《易经》转入哲学的园地后，直到宋明，演变成儒家的易理而成为儒家形而上的根据；可是《易经》本为占卜之书，由这种神秘成分，也演变为象数谶纬的思想。这两条路线的发展，虽然都导源于《易经》，却泾渭分明。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自能分清这两条路线的不同。尽管由阴阳象数之学，《易经》影响到后来道教的炼丹思想，但在中国哲学的园地上，仍以儒家的易理为主。至于由象数变为谶纬，再演变成风水、算命的方术，尽管其中也有各自的依据，但它们都只是把命运寄托于外在的因素，而不是内在的德性。所以就易理来说，这是一种下坠、一种失落。当今社会，这种术数之学却大为流行，不仅一般人迷于此道，甚至许多知识分子也趋之若鹜，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精神的空虚，但同时也表明儒家易理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未能充实人们的精神，才使得人心为术数所乘。
第二，《易经》传入西方学术界后，各种翻译琳琅满目，但这些翻译都是为了占卜的目的，书店中也都把它们陈列于占卜星象或东方宗教之列。就拿最为西方学术界所推崇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易经译解》一书来说，作者自谓该书的观点本于李光地的《周易折中》，而《周易折中》乃是集录宋儒们对于《易经》的看法，由此可以知道，卫礼贤的《易经译解》也是提倡儒家易理的著作。可事实上，许多西方学者和读者是把它当作占卜之书来运用的。
譬如，按照该书所示，用三个铜钱卜得一卦之后，便可依照卦文去卜问吉凶。当然，这本是中国的一种通俗的易占方法，日常使用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西方的读者们占得一卦后，便完全拘泥于卫礼贤的解释而不知变通，也无法变通。因为他们不能读原文的《易经》，又没有其他相关的中国哲学知识来会通研究，所以他们如果相信《易经》，就只有把卫礼贤的解释当作《易经》的原意来奉行，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和判断的凭借。可问题是，卫礼贤的解释往往加进了许多自己的臆解，而且又解得自成其理，使读者无法质疑。于是卫礼贤的注解之于翻译的《易经》，就像《彖辞》之于原始《易经》一样，混在一起而不可分。有时，卫礼贤的一句猜测之词也被误认作易理。如他在艮卦中说：可能该卦含有瑜伽修炼的原则，居然就有西方读者把该卦当作瑜伽来修炼。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认为儒家的易理实有待加强的必要，因为这并不只是为《易经》多加一种解释，而是能转占卜为智慧，使《易经》深入到精神道德的层面，对人心的失落与空虚有所贡献。
二、孔子与《易经》的关系
讨论孔子与《易经》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为三方面：一是孔子是否读《周易》；二是《周易》卦爻辞与孔子的关系；三是十翼与孔子的关系。
关于孔子读《易经》的问题，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史记》里明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世家》）
《论语》里也有明文可资佐证：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纵然有人把这句话的易字，按照《鲁论》的版本改为亦字，变为：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在《论语》中，又明载了孔子引述《易经》的爻辞：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语，明明是《易经》恒卦九三的爻辞。可见，孔子读《易经》自是铁案如山，不容置疑的。
关于卦爻辞为孔子所作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自古以来，学者对于卦爻辞是文王所作，或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的传说没有特别的异议。只有清儒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
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
近人熊十力先生更说：
《周易》完全为孔子创作，本与文王无干。细玩《论语》子畏于匡章。孔子自任之重，自信之笃，可知其无所袭于文王也。皮锡瑞横断文王全无所作，亦逞臆太过。余谓文王当有总论六十四卦要旨之文。（《原儒·原内圣第四》）
又说：
汉人有谓文王作卦辞、爻辞。孔子只作十翼，此说全无根据。证以《史记·蔡泽传》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孔子之言。则《周易》完全出于孔子，断不容疑。（《原儒·原内圣第四》）
以上两种看法都欠缺正面和积极的证据。固然卦爻辞为周文王所作也无确据，但却不能因此而推给孔子。至于《史记》中蔡泽说的话：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处的圣人显然是含混的指称，可以当作圣人们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硬说这里的圣人就是指孔子。而且只凭这一句话和孔子自信之笃，而断言全部《易经》出自孔子，也未免过于武断。我们既然承认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可见在孔子时《易经》已成书，不只是六十四组符号而已。既然成书，必有卦爻辞，否则何以判吉凶？既有卦爻辞，孔子便不会废之而自创新辞，因为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再就卦爻辞来说，除了乾、坤等某些卦的文义极为明显而传神外，有许多卦爻辞颇为费解，而且黏着在占卜的神秘色彩里，如果孔子是亲作这些卦爻辞的人，岂不是他有意助长占卜？这与孔子的一贯精神不甚相符。所以，认为卦爻辞为孔子所作的看法，并不为学术界所采纳。
关于十翼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却是个大问题。自司马迁明言孔子写《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后，唐代以前的学者都没有异论。直到宋代的欧阳修，他在《易童子问》中首先怀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认为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话不是孔子的思想。此后，关于十翼的作者是谁，是一人还是多人，是孔子还是七十二子中的某些弟子，或者是稍后的儒者，便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聚讼不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前人论述太多，引不胜引，本文也无意逞一己之见，平添枝节。不过归纳现代学者对十翼的看法，大致可以说：十翼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当然不可能是孔子一人的亲作。那么其究竟是哪些人的作品？却都无法提出具体的人物，只能说是七十二弟子和后儒所传述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易经》全书。先秦的子书都非成于一人之手，这一点前人已有定论，如孙星衍、严可均、冯友兰等（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子书如此，经书更是如此。戴君仁（《谈易》）、黄庆萱（《周易纵横谈》）都认为，《易经》是一部丛书。这种看法显然比较客观，近乎史实。
以丛书的观点来看《易经》，卦爻辞的写成年代较早。据近代学者，如顾颉刚、余永梁、李镜池和屈万里等人的考证，大致成于周代初期。至于是谁所作，虽无定论，但从卦爻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是当作占卜之用的。不过，周代用《易经》的六十四卦来占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商代用的是龟卜，是以读龟甲上的裂纹来知吉凶祸福的。这种纯粹寄托于龟甲的方法，除了迷信龟能通灵之外，别无意义可言。到了周代的《易经》，用蓍草来占卜，以六十四卦为依据。尽管其中有许多神秘的色彩，但六十四卦的各爻关系毕竟有某些理路可循。尽管卦爻辞里有许多不能尽解的地方，可是仍然蕴藏了很多前人的智慧和经验。所以在古代的占卜中，《易经》是较为进步而且有价值的。
孔子之所以对《易经》有兴趣，并不是为了占卜，而是在于卦爻辞。《易经》是周代的筮法，为王官所掌。王官在当时是学术的中心，《汉书·艺文志》便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所以研究卦爻辞便可以吸取前人处理天道与人事问题的许多智慧，这是孔子之所以要学《易》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春秋以前，卜筮是决定国家政事的大典，它左右了政治也指导了人生，是古代的一种精神信仰，所以研究卦爻辞，可以了解如何借神道以设教，这是孔子之所以要传《易》的原因。
孔子的学《易》，是为了要深察卦爻辞中的微言大义；孔子的传《易》，却为后世传下了不朽的十翼。
十翼虽然不是孔子亲作，却不能说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否则孔子只知学《易》，而没有传《易》，他的学《易》便毫无意义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五十而知天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换。孔子五十岁以后直至离世，在那么重要的二十余年中，如果说他和《易经》的天道思想毫无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的这套思想正表现在十翼之中。所以十翼也可看作孔子的另一部《论语》，只是这部《论语》是由他的弟子们记载了他对易理和天道的看法，以及稍后的儒家们附加的一些他们对《易经》的研究和注解。
在卦爻辞和十翼之间有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孔子的思想。没有孔子的思想，十翼就没有生命；没有十翼，《易经》也只是一本古代的占卜之书而已，绝不会对中国的哲学文化、社会人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去看看，孔子的思想是如何把占卜的《易经》转变为儒家的易理的。
三、孔子思想对《易经》的贡献
在这里我们用孔子思想四字，而不直说孔子，是因为十翼不一定是孔子亲作，乃是弟子们秉承了孔子对《易经》的看法而加以发挥的，所以也是顺着孔子的思想而发展的。我们说孔子思想对《易经》的贡献，就是要强调在《易经》的源头上孔子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这比他是否亲手写某一两篇有关《易经》的文字更为重要。
关于孔子思想对《易经》的贡献，可以从四方面来讨论。
（一）为占卜揭开了天道
原始《易经》本为占卜之书，卦爻辞只告诉我们如何去求吉避凶，却并不会说明原因和道理。因为占卜本是神秘的筮法。譬如乾卦，卦辞只有元亨利贞四字。关于这四个字，前人的解释都是就《乾·文言》而说的，可是近人大多只将卦爻辞当作占卜之辞，而忽略其哲学意涵。如高亨便说：
乾、随之元亨利贞，犹言大享利占耳。《文言》《左传》四德之说，既无当于乾、随二卦之旨，亦大有背于《周易》全经之义。（《周易古经今注》第五篇）
这里，元亨利贞只是告诉我们，卜到了这一卦可以举行大祭，这是有利的一占。这样的卦辞，好像是一种神的谕令，它本身是神秘的，而它告诉我们如何去做的方法却是粗浅的。也就是说，它对卦爻辞背后的本体是关门式的，不容我们去窥测。由于我们无法在上一截通上去，于是在下一截的行动就变成了盲目的信仰。这就是一般占卜筮术的特色。
对于这种封闭式的筮术，十翼的作者（按：以后凡用十翼作者一语，皆指孔子及其以后的弟子）却为我们开了一个天窗，使我们看到了卦爻辞背后的天道。如在《乾·彖传》里即对元亨利贞四字解释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在这里，十翼作者用元亨利贞四字很简要地勾画出了《易经》的天道思想。元是指万物资始，也是指天道的创生万物；亨是指大明终始，也是指天道的周流不息；利贞是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就是说，人禀天道，各得性命之正，而人能保此性命之正，便可与天道相和相合。
在这里，元亨利贞后面不是一个作威作福的神灵，而是纯粹至善的天道。这种天道，既不像一般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的观念，也不像西方的宇宙论是一个物质聚散的场所，而是指天地生物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宇宙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可是人参与其中，却能助成天地生育。这是中国哲学里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合一不是合一在神秘的感应上，而是合一在生化的功能上。
《彖传》作者首先在乾卦上揭示出这种天人合一而生化不已的天道思想，在之后的各卦中，《彖传》几乎都是以这种观念来解释卦辞的。如：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传））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屯·彖传》）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彖传》）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传》）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大有·彖传》）
从这几个卦的《彖传》里，已可以看出十翼作者是如何强调这种天人合一而生化的功能的。
在《论语》中，孔子虽然没有正面去谈论天道，但在《易经》十翼里却发挥了这种思想。我们不能因《论语》中没有涉及天道，便认为孔子思想不重视天道。其实，除了十翼之外，还有一本谈论到天道的书，就是《中庸》。《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写，其年代正好和十翼的年代相当，该书对天道的看法也和十翼一致，如：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这段话可以说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思想是互相生发的，也就是说，在《论语》之外，孔子关于天道和性命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