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rondacks
阿迪朗达克山脉
阿迪朗达克山脉是纽约州东北部的一个山区，集林地最坏和最好的情况于一体。“Adirondack”这个词来自莫霍克语，意思是“食树者”。许多树木的内层树皮是可食用的，美洲原住民会将这种内层树皮晒干，磨成粉，用于烘焙。在欧洲移居者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已经在阿迪朗达克地区居住了数千年，以树木和许多其他与他们共享一个生态系统的动植物为食。
美国独立战争后，纽约州的所有土地都归于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州政府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出了土地—多数卖给了木材大亨，而他们砍伐了所有的树木，然后抛弃了这些土地，而且没有为之缴税。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从18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这种砍伐降低了土壤的蓄水能力，引发了表土侵蚀和洪水侵袭的问题。到了1850年，阿迪朗达克山脉森林的破坏问题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857年，一位名叫塞缪尔·哈蒙德（Samuel Hammond）的著名作家写道：“如果是我，我会画一个直径 100 英里的圈，用宪法将其全部保护起来。我会让它永远都是一片森林。在保护范围内，砍一棵树是轻罪，砍伐1英亩的林地则是重罪。”哈蒙德的话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真正对此有所作为的是一个叫韦普朗克·科尔文（Verplanck Colvin）的人。1872 年，科尔文从州政府获得了1000美元的津贴用于调查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森林情况。次年，他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如果任凭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森林破坏状况继续恶化，会威胁到伊利运河的生存能力，而在当时，伊利运河对纽约州的经济至关重要。科尔文响应了哈蒙德的话，声称应该通过建立国家森林保护区来保护整个阿迪朗达克山脉。他继续调查，每年都向州议会提出类似的请求：“除非这片地区能从根本上保持目前的荒野状态，否则针对森林的恶性燃烧和破坏将日趋严重，逐年扩张。”州议会被他的请求说服了，于1885年在阿迪朗达克山脉建立了森林保护区——阿迪朗达克公园，并规定它“将永远保留为野生林地”。
在1894年的制宪会议上，这项保护措施被写入了州宪法。阿迪朗达克公园的边界在大多数地图上以蓝线为标识，它占地近600万英亩，其中近一半受到宪法保护，“永远不得开垦”。公园的另一半是私人土地，包括住宅、农场、企业和营地。在私人土地上是允许伐木的。这些野生
林地和私人土地在整个公园内相互交错。阿迪朗达克公园现在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公共保护区，其面积比黄石国家公园、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美国冰川国家公园和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它是政府和个人共同努力取得的保护成果的极佳范例。现估计，阿迪朗达克山脉保存着30万英亩的原始森林，每年都有游客来到公园享受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欣赏参天大树。
另见词条：原始森林（Old Growth）
American Chestnut
美洲栗
美洲栗（学名Castanea dentata）曾经是阿巴拉契亚东部地区最大、最多的树种。有些树的直径超过7英尺。苏珊· 弗兰克（Susan Freinkel）在自己关于美洲栗的书中称它为“完美的树”。除了体型巨大，美洲栗的重要性还来自它在多刺的果壳中生长的富有营养的硕大坚果。许多贫穷的移居者依靠这些坚果免于饿死。
美国大部分野生森林被清除后，城市开始重新规划利用树木的遮阴和绿化功能，大家觉得美洲栗对于“文明”场所来说过于庞大。于是，人们引进了较小的、灌木状的亚洲栗取而代之，而随着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栗树一同登陆的还有一种微小的真菌（栗疫病菌，学名Cryphonectria
parasitica）。它在1904年来到了纽约市。悲惨的故事就此上演，真菌跑到了美国本土的栗树上，最终将它们悉数祸害。仅以一个州为例，栗疫病（栗疫病菌导致的疾病）于1924年到达佐治亚州，到1930年便杀死了州内一半的栗树。活树和死树都因其木材价值而被迅速砍伐。而在少数不砍伐的地方，栗树最终还是会死。树根经常长出有望存活的新枝，但当这些新枝长到第七年时，它们中的大多数仍会再次感染并被杀死。然后更多的新枝会冒出来，而真菌也会再次出现。如今我们的一些本土栗树仍在萌发新枝，但很少有能活到开花并结果的。美洲栗基金会现在正
在努力培育美洲栗的抗病品种，并将它们重新引入城市景观中。
Appleseed, Johnny (1774—1845)
苹果佬约翰尼
尽管苹果佬约翰尼的生平故事有些是虚构的，但他是一个真实人物，本名叫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
在查普曼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果移居者能证明他们“改进”了某块土地的使用价值，就可以获得其所有权。种植苹果树来酿造高度数苹果酒是取得土地所有权最简单、最便宜的一种方法。但是要怎么获得用于栽种的苹果树苗呢？这时候，查普曼登场了。他从果实和苹果酒渣中拣出
苹果种子，让种子发芽，然后把树苗栽种在他在别人的地产上租用的有围栏的小苗圃里。查普曼教业主如何护理幼苗，并每年回来检查一到两次。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19个不同的苗圃中种植苹果树。当小树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他就将它们挖出来，自己划船将裸根运走，再成打卖给边境地区富有进取精神的移居者。每一棵小树苗要花移居者6美分。这种苹果树苗有的会结出美味的果实，但大多数情况下，苹果都又小又酸。但对于酿造苹果酒或者取得土地所有权而言，苹果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
查普曼四处旅行，旅居方式也很简单，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分享他的信仰。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他走过的许多地区仍然是美洲原住民的地盘。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连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部落也不阻碍他的分享。关于他的许多故事中，有一个是说他参加了一个室外集会，当时一位传教牧师正在布道，宣传衣食的奢靡对灵魂的损坏。“现在哪里还有人会像原始的基督徒一样，光着脚、穿着粗糙的衣服上天堂呢？”传教牧师问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查普曼抬起他那脏兮兮的赤脚，指着自己的粗布衣裳说：“我就是你说的原始基督徒！”
查普曼从未结婚或成家，尽管他打着赤脚，衣衫褴褛，头顶一口金属锅，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但他对其他人—包括动物—都十分慷慨。当他在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去世时，他把所拥有的1200英亩土地都留给了他的妹妹。为了纪念他，人们建了很多纪念场地。俄亥俄州的厄巴纳大学有一座苹果佬约翰尼博物馆，院子里栽种着一些苹果树幼苗，都是从据称是查普曼栽种的最后一棵苹
果树培育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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