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_聂菲璘著_9787101163674

本书全面梳理了《群书治要》从成书到流布、亡佚，传至东瀛并在日本流传，又于清朝回传中土并流布海内，最后从中国再次走向世界的过程，整理了此过程中《群书治要》诸个版本及递嬗关系，重点对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这一“最古的全本”进行了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提炼和展示出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进而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为求治国良策而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经、史、子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纂而成的资政巨著，贞观五年（631）成书。全书收录典籍六十八部，共五十余万字。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这部书成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群书治要》成书后并未广布，加之战乱，唐朝灭亡后便开始散佚，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便未见著录。
　　虽然《群书治要》在中土亡佚，但有幸在唐朝时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由于它的重要思想价值以及与盛世产生的内在联系，《群书治要》被日本皇室、公卿奉为圭臬，日本皇室还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据日本文献记载，仁明、清和、宇多和醍醐四位天皇都曾阅读此书。日本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这充分说明《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也强调了大凡领导人民、事奉国君者都不可轻忽此书。《群书治要》在日本经历了从皇室向民间逐渐普及的流传过程。从国家治理到思想传播，从汉籍出版到学术研究，《群书治要》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群书治要》东传日本的历史意义还体现在，它为中国保存下了这部珍贵却又亡佚的“帝王学”教科书，并几次将其传回中国，使这部治世宝典在当今时代继续发挥古镜今鉴的重要价值。
　　清朝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阮元访书时将其收入《四库未收书》上呈嘉庆皇帝，使这部书在清朝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96年春，我国第二任驻日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影印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关学研究专家吕效祖等对其点校考译。《群书治要考译》的编纂受到了习仲勋老先生的亲切关怀。2001年2月25日，习老先生亲笔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为继承和弘扬这部治世宝典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指南，为其在当代的弘扬和传播揭开了新的篇章。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时，右手边的书架上出现了这部极其珍贵的经世之作。其实，早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便有细心的记者在总书记办公室书架上发现了这部书。总书记阅读此书不仅有对父亲的情感，也有对《群书治要》蕴含治理之道的重视和借鉴，更有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的坚守。据统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条之多。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群书治要》作为一部“佚存书”，其历史流传及版本情况复杂，学界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表述。在当前《群书治要》研究日渐升温的背景下，厘清其流传历史及版本递嬗关系，实乃一项亟需且必要的工作。本书作者聂菲璘博士花费精力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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