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课本,不只是学校教育的知识载体,也承载着国家意志,它还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为火红年代而生的“红色”课本,又是其中时代烙印最鲜明、政治味最浓的一种课本标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红色封面,模式化的语言,斗争式的知识,夸张的人物形象,充满着被规训了的激情,展示着革命话语的力量。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正是这些给了我们深究下去的欲念,在新中国教科书发展的历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课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本?它给未来中国教科书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这些疑问与思考恰恰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十年的教育革命,已使“红色”课本集成了一个庞大的“红色”家族,对其梳理并完整地呈现出来是本书作者一直努力的工作。本书从话语的视角,先后以时间、空间线索展示“红色”课本的生成、变化以及结构、性质与成因;以“教科书体”作为新的教科书解释框架,对“红色”课本条分缕析,揭示其“红专化”的革命特性。
1.新中国“红色”课本,时代特色鲜明,对于研究和了解该阶段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对“红色”课本的探讨对于现代教育中的教材、课程改革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3.资料丰富全面,填补市场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是由教科书决定的”
人们习惯于指责权力的介入,没错,权力是极端重要的,但权力的介入有时候却是次要的,因为它往往被有些人警觉地关注着,有人要把权力“锁进笼子”里。民间的认识习惯才是主要的,甚至关键的。有时候,真相无法起到真相的作用,长久以来形成的符合人们认识的一些非真相及其演绎出来的故事更重要。比如教科书中的岳飞、三皇五帝,比如学界对蔡锷与小凤仙的定论,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现在的问题或困惑是,不管有没有找到真相,人们似乎已经不需要真相了,社会似乎也已经不需要真相了。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熟识的那套即便是非真相的东西。“符合需要”比“符合真相”更重要。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堂吉诃德式地去努力挖掘真相。真相帮我们回忆和反思,帮我们认识我们的先辈,其实这也是帮我们认识自己,更是帮我们认识未来;真相能够让我们更聪慧,避免或少犯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这套“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揭示与展示教科书发展历史中的真相或事实。老课本虽不足以涵盖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但老课本是我国近现代文化中最细小、最有魅力的碎片,有了它们,才能勾勒出魅力文化或真实文化的全貌。
我们这套书的选题有着多方面考虑。
我们认为,关于我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一个研究基础薄弱、学术开拓空间相当广阔的领域。说研究基础薄弱,主要是史料建设工作严重滞后,关于教科书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开发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量相关文献史料尚尘封在历史角落里,没有进入研究和阅读的视野,文献资源的封闭、散佚和流失现象严重,学界对此重视不够,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长时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说学术开拓的空间广阔,主要是因为教科书涉及各学科领域,早期教科书中蕴含着学术转型、整合、成型的要素,体现了我国西式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尤为重要的是,早期教科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有多方位的、特定形式的反映和描述,它们是研究该时期社会思潮、认识与行为、语言形态、乡风民俗、价值观、人生观等领域的鲜活而宝贵的历史材料。教科书是一支最朴素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变革。一本本教科书反映出一段段近代中国教育、甚至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历史,透过清末民初教科书,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近代教育开启、演绎、转轨的足迹,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变革的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正因为这些因素,对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历程的进一步梳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格外艰难。《简明中国教科书史》就是力求借助我们团队以及日益增多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教科书发展历程作更清晰的脉络化工作。尽管仍然远远不够清晰。
段发明,男,教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以“教科书研究”为学术研究方向,博士论文《课本革命与革命课本》2013年评为学校优秀论文并正在参评省优论文。主编著作1部,发表论文10余篇,多篇被二次文献转载、摘要,主持教育部课题“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研究”,参与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5项,并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项,校级教学成果奖2项。
绪论
转向话语的教科书研究
一、从意识形态转向话语研究的教科书
二、话语建构的教科书
三、话语争夺的教科书
第一章
“停课”与“复课”中的“红色”课本
第一节停课闹革命,“砸烂旧课本”
一、毛泽东指导教育革命的话语体系
二、“砸旧课本”,学“毛著”和“语录”
第二节复课闹革命,编新教材
一、复毛泽东思想的课
二、编毛泽东思想的教材
第三节暂用性课本——“红色”课本的探索
一、上海中小学暂用课本
二、天津延安中学的“红色”课本
三、全国各地“红”书竞编
第四节试用课本——“红色”课本的完型
一、小学试用课本的功能分化
二、中学试用课本的类型化
第二章
“整顿”与“反回潮”中“红色”课本的反复
第一节课本整顿(1972—1973),增理论联实际
一、质量话语与两大关系
二、课本的“政治与业务”
三、课本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节课本反回潮(1974—1976),开门编书、批林批孔
一、批林批孔与开门编书
二、批林批孔与课本
三、开门编书与课本
第三章
“红色”课本的革命性及其成因
第一节革命的“红色”课本
一、“破中立”的革命手段
二、编写组织和人员的革命性
三、编写思想的革命性
四、课本内容的革命性
第二节“红色”课本的“话语”成因
一、 毛泽东思想——一套革命话语体系
二、课本编写的基本话语
第四章
“红专化”的教科书体
第一节“红专化”的内容体系
一、革命英雄谱
二、斗争知识谱
第二节“红专化”的编排体例
一、统帅体
二、学用体
余论
告别“红色”课本
一、革命话语的功能及其后果
二、“红色”课本的“革命合理性”及其困局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转向话语的教科书研究
翻天覆地的变革已经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自斯宾塞提出著名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后,就衍生出另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在确定“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是教科书此文讨论教科书仅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为主。 又是如何选择文化、知识呢?阿尔都塞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学校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者保障他们掌握这种“实践”的形式进行的。”如果再追根溯源,意识形态又是通过什么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黑箱”作业使教科书听命于自己呢?换言之,意识形态作用于教科书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